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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只好再次更换，却被刘协一次次驳回。和新民、道德两党相比，民生党也好，工农党也好，本质上说，陈登他们关注的都只是农场主和庄园主的利益，根本没有和其他党派一样，考虑到各个方面平衡的性的利益，所以在申报上，刘协就一次次驳回，要求他们想清楚政治纲领，如果没有合理的执政目标，或者执政目标破坏帝国的长久利益，那中央皇庭将不会审批。
陈登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和司马懿一起前往中央皇庭求见刘协，刘协考虑了片刻没有接见他们，只给他们回了一份回函，上面写道：“对一个帝国而言，帝国在民主主义上虽然希望多党轮流治理帝国，但并不希望一个不考虑整体帝国利益，一味农场经济利益的政党执政，也并不希望一个过于追求大农场经济的政党出现，帝国的利益是所有子民的利益，不是单纯的农场主和庄园主的利益，所以朕有必要拒绝诸位成立政党的请求！”
陈登看了看回函，又看了看司马懿道：“我都和你说了，这样不行，你偏不信！”
司马懿笑道：“可一旦通过了，以全国如此多的农场主和庄园主为根基，我们会有多少选票，你算过没有，所以我认为咱们只需要稍微改动一下执政思路，但仍然将确保农场主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这就可以了！”
就在司马懿和陈登修订党执政思路的日子里，又联合党、农联党、新汉党三个小党通过了审批，刘协正式同意目前新民、道德、民主、联合、农联、新汉六党可以参与三年后举行的州国民代表选举，并最终决出三大党的席位。
农联党的纲领和司马懿等人的纲领接近，只是农联党的思路更缓和，他们提出的是参政，而不是执政，目标是确保大汉帝国农民的利益，保障小户农民、农场主、庄园主各方面的综合利益，确保一种平衡。
这就很讨刘协的喜欢了，立刻通过该党的申报，对于联合党的申报，刘协见是蒋济为理事长，诸葛亮为副理事长的原民生党班底，只让蒋济在宣誓前，告诫他司马家族不得重用的基本原则后，也批准同意了，联合党没有改变其保守的特性，但强调的是现在状态下，帝国各利益之间的平衡，以保护中下层子民利益为基础，向宠、费律本来不在注册范围内。可在联合党成立后不久，也取消了民生党的意向，正式注册为联合党的党员。
新汉党是一个宗教色彩强于政治色彩的政党，虽然政治主张有些偏颇。但问题并不大，而且这个党和农联党一样，只是参政党。目标只是确保道德主义的贯彻，一般来说，在立场上更支持道德党，也没有什么比较耀眼的政治明星。
由于刘协对民生党的几次扼杀，导致了民生党之间的内部分裂，促使民生党死于腹中，这倒是刘协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要怪只能怪司马懿明知道诸葛亮是出了名转舵能手，还把他做为主要党员来拉拢，结果诸葛亮见风头不对。立刻改换了旗帜，最终导致了司马懿的熊熊烈焰熄灭在这一次党派爆发中。
在六大党派出现后，又出现了自然科学联盟参政党、技术革新联盟、民族团结联盟、新女性联党、社会进步党五个参政党和以执政为目地的主政党——民众党。共同组建了帝国最初的十二个党派。
刘协在此之后，暂停了帝国政党的建立，并决心在正式的《参政党派管理法》中增加一条，规定新政党成立必须拥有十万有选举权的帝国子民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格成为合法党。同时规定凡是参政党，每州国民代表的席位不得超过二十人，在大国民代表的各州席位中，不得超过两人。
在这两个新规定的基础上，真正可以参与执政党竞争的党派的就只有新民、民主、道德、联合、民众五个党。由于民主和民众两党的力量暂时较弱，真正能够争夺执政党地位的只有新民、联合、道德三党，三个党谁能成为第一大党，目前还很难说，刘协也没有具体的把握，一旦实行政党制，他对帝国中央治略府的控制能力就猛然下降。
当然，他也不太在乎这些，毕竟他要做的都已经基本处理完善，虽然刘巍很有治理的能力，但谁能够确保刘巍之后的皇帝就有能力治理帝国，所以在现在将法权移交出现未必是坏事情，真的想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这也是必须的事情。
在实行政党制后，帝国中央国民院原先混乱的局势突然间清晰起来，道德党由于荀彧的坐镇，成为帝国中央国民院目前的第一大党，拥有四成以上的席位，而新民党不负众望的成为第二党，拥有两成以上的席位，联合党只有一成的席位，其他各个党包括一些无党人员加在一起也就是六十多个席位，勉强占了两成，最可怜的是新女性党，连一个席位也没有。
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刘协动用自己保留的钦赐每州一个机动名额大国民代表权利，让郭黄舞蝶成为大国民代表，让长江学府仅有的一位纺织学女学者童姿成为扬州的大国民代表，钦赐蜀州蜀锦女大技师刘黄氏成为蜀州的大国民代表，让三位女性以新女性党的党员身份进驻中央国民院，多少给这些新女性一些薄面。
中央国民院变得清晰之后，刘协就不再去过问了，一般没有特殊情况也不再参加国民院的表决会，这些不同的党派，他们的利益也各不一样，想要通过一种只确保自己集团的利益，而侵犯其他集团的利益是不太可能的。
参政院则由刘逸主持，郭嘉、荀彧等人在后出谋划策，刘协也就很少直接过问，一般都是出了结果过目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刘协腾出了非常多的时间用于关注帝国的技术发展，另一方面也着手进行军队体制的改革。
在和刘逸讨论现行制度时，刘协很淡然地说道：“其实，只要皇室保留必须的权利，对于怎么治理国家，如何实施具体的政策，那些事情都不要去考虑了，因为轮流执政的情况下，有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如果皇帝愿意多关注社会民情，查找帝国中的一些危机，那这就是贤明之帝，如果他什么都不想做，那么可以按着程序管理军队和教廷，主持一些公益事业，这就足够了，如果他什么也不做，只要他不傻，那么他也不是昏君。利益在你手里，但责任在别人身上，这就是分权的最大好处！”
第十一卷 帝国动荡 第二十八章 农畜工纺
刘协为了帝国技术发展四处奔走，并积极推广技术革新联盟，为并以他们这个组织为核心，建立了专门的帝国技术革新奖章，每年获得帝国技术革新奖章的技术革新成果就可以参加皇家技术革新奖的争夺，除此之外，帝日还有专门的菊花奖，也专门进行帝国技术革新奖励，可以说帝国对技术革新的发展追求到了一种极限。
在最近数年中，有二十多项技术需要重点奖励，首先是长江学府的胡综和京都理工学府的蒋琛共同研制的长江纺纱机、襄阳织布机、江南轧棉机。
其次是京都农业学府赵勒的中华犁技术，中华犁根据其犁的坡面分为三种，一种是北方犁，其犁胸部较陡，翼部扭曲较小，碎土性能好，翻上能力差，适于耕熟地，是目前北方农业基地和黄河农业基地主要的铁犁；第二种是南方犁，其犁体呈螺旋型，曲面胸部平坦，犁翼长而扭曲程度大，翻土能力强，而碎土作用差，适于开生荒地和粘重、多草、潮湿的土壤，主要用于南方的运用。第三种是淮安犁，主要在徐州、豫州、粱州和荆州北部运用，结合了南方犁和北方犁的双重特点，在熟地和湿地上都可以使用，适合黄河和长江之间土地区域的耕种。
中华犁一般分为三架和六架，用的是三马或者两牛的同时拉动，配套的番索、犁辕都具有新技术特征。
但是长江学府提出的免犁技术和思想是中华犁获得技术革新奖的一个重大阻碍，长江学府的农业学者主张取消犁耕，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尽可能减少土壤耕作，并用作物秸杆、残茬覆盖地表，减少土壤风蚀、水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
由于在抑制农田扬尘、减少土壤侵蚀、蓄水保墒、培肥地力和节本增效等方面具有十分显着的作用。加上目前国内劳动力缺乏，徐州和豫州的州治略台已经开始强行推广这种免犁耕种技术，而且长江学府的这种研究很早就在进行。如今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以长江学府为代表的免犁农业派，这个学派在国内整个农业内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学派，和中华犁学派是针锋相对了五六年，互相批驳。
国内农业学比较着名的几个院士都已经前往亚汉利亚洲探险去了，刘协也不太懂农业，不知道两种技术到底哪种更先进，单纯从技术上来讲，中华犁无疑是一种技术革命，使整个帝国的农业耕种效率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但长江学府的免犁技术是一种软技术，它没有很显着的技术特征，没有先进的劳动工具。只是一些理论和试验结论，从长江学府提交的报告来看，好像免犁技术应该是世界农业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才对，可刘协回忆自己在二十世纪的生活，好像当时的中国农业主体还是传统地用了数千年的铧式犁。
可不能因为这种映像就断定铧式犁技术是世界农业技术的未来。毕竟长江学府的报告是很清楚的，长江学府在荆州、扬州、兴州和冀州选择了二十二个比较典型本地地域特征的农场和庄园进行试验，六年的试验结果下来，非常清楚的表明，免犁耕种状态下。只要重视农肥、麦杆、碎草地施用和掩盖土表，用撒播的方式耕种，试验结果下，细耕细种还未必比得上免耕粗种方式，免耕种植技术下，由于重视农肥和土地保养，六年下来，土地的肥沃程度比较高，而且通常采用一年大豆四年稻的方式，由于大豆是固氮植物，确保土地含氮量的增加，促使了土地肥沃程度增加，在这种种植方式下，免耕地效果更佳，而且很少遇到农业灾害，普遍可以达到旱满保收的状态，因为其对土地的破坏程度非常低，几乎是越种越肥沃。
前几年还经常遇到蝗灾，所以免耕技术不太好控制推广，这些年长江学府和京都农业学府联手对蝗灾和其他虫害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冬初翻埂，人工养蛙，人工培育螳螂的克制方法，对虫害克制程度大幅度提升，并且号召农户保护蛙类生物，确保无虫害。
在这种大趋势下，免耕技术推广已经全面展开，面前各州在长江学府和京都农业学府的劝说下，都有规模的推广免耕技术。
单一从技术角度，中华犁确实是技术革新，可从农业发展趋势上来看，大汉对免耕技术更加青睐。
免耕技术直接解决了大汉帝国地多人少的特征，对于各农场和庄园来说，都是最适合的推广模式。
免耕的两大优点，其一是省工、省力。过去一到水稻种植季节，男人犁田，女人插秧，面朝黄土背朝天，顶着朝阳出，伴着星星归，可以说插秧成了众多农活中最忙、最累也最苦的一个工作，也是限制人口停留在土地上的最主要原因。免耕抛秧既能减轻劳动强度、又能节约成本，还能增产。其二，由于免耕抛秧技术对稻田不作任何翻犁处理，这对于保持土壤结构，保持水土不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可持续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