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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衰败湮没，一直黑暗了一千多年，直到14世纪以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
直到十六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才有质的提升，其后才有了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革命开始于珍妮纺纱机，而珍妮纺纱机就真的很先进吗，看过珍妮纺纱机的人都知道，实际上珍妮纺纱机的真正先进地方只有一点，那就是从水平纺纱变革为立式纺纱。
英国人用了三个世纪才摸索出这个变革，却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将立式纺纱机从原有单机三锭提升到单机三百锭，将纺纱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了一百倍。
所以说，历史和经济的变革，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但生产力的提升通常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变革导致的，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大汉帝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现象让刘协坚定了一个认识，那就是中国小农社会经济并不是古代中国唯一的社会状态，她是封建统治集团保守主力的产物，一旦统治集团提前转变为新兴阶级，并且为了自己和新兴阶级的利益，不断出来新的律法确保新兴集团的利益，落后而保守的中国就不会再存在了。
从景山基社开始，大汉帝国的皇室集团就已经优先进入了新兴阶级，而大汉帝国的官僚集团则在帝国的扶持下，抢先一步进入了新兴阶级，这就是帝国现在变革越来越容易的基础，也是帝国从商社出现之后，开始迅速加速膨胀的根本原因。
当社会原有统治阶级在政策的强制推行下，被迫进入新兴阶级，并从中获利，从而触发了大汉帝国新经济集团和平掌权的契机。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重来没有过，所以美国经济历史和欧洲经济历史都已经不能成为现阶段大汉帝国发展的参照物。
从大汉帝国开始强制出现商社，到最终演化出大规模的商社，这是一个逆历史的行为，大汉帝国建立国家银行也是逆历史的行为。强制推行现代货币体制也是逆历史的行为，甚至从大规模推广翻车和钟表齿轮工艺的发展，强制执行国民院制度和皇、法两权分离都是逆历史的行为。
刘协知道自己三十年来一系列强制法令和新政体的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基础是帝国经济的稳定。而这个稳定首先取决于早年的荆州细耕细种体制，在荆州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的时候，适时的引入了农场经济和商社经济。按正常的历史进程，自然的走下去，发展到农场经济和商社经济，这或许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可在刘协的操控和强制扶持下，新经济体制终于体现了他的优越性，为大汉帝国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新生经济获利者和其利益集团。
各地学府的成立和新技术的不断刺激，包括帝国强制地扶持和大面积对外掠夺，使本来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新经济利益集团的积累过程迅速缩短。在短短二十年后，他们就开始追求更大的利益，甚至在刘协的执意扶持下。依靠刘协手中的军权，和平的夺过国家的立法权。
刘协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没有强制使新政策跳过现阶段经济水平过多层次，而是只跳半步，其内在的思路就是永远比历史快半步。而不是一步，这是刘协三十年不断改革中最精妙的一点，那就是掐住新利益集团的潜在需求，提前改革，不让生产力受到制约。
在刘协执政的三十年内。大汉帝国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受到政策的制约，就仿佛火车踏上了铁轨一般，一直向前加速运动，并且随着惯性力保持不变，其平均运动速度也越来越快，而这个惯性力就是刘协不断提前半步颁布的新律法和新兴阶级内在扩大利益的需求。
是的，没有必要再去怀疑了，刘协告诉自己，帝国新时代已经彻底打开，曾经是自己一个人用力推开这扇门，可现在，所有的帝国新兴阶级都在和他一起用力推开这扇门。
封建社会跨向资本主义社会，最难迈过去的坎有两道，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封建君主和统治集团对新兴阶级的压迫，如今的大汉帝国已经迈过了这两道坎，走向了工业革命，但他没有走向纯粹的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中国国情的根基上，走向了二元君主制的中央集权民主帝国，走向了一种前历史世界（即刘协原生历史阶段，也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存在的根本就是从自然哲学中诞生的道教信仰，这种极其特殊的信仰对生产力没有约束作用，反而起到了催化作用，这种既狂热而又理性的宗教信仰确定了帝国中皇权和法权的和平共处与平衡约制时代。
道教让学者和普通人对自然科学保持了强大而狂热的崇拜和探索精神，让帝国子民在保持神秘信仰的同时，奠定了对社会公德和法律的尊重意识，确立了皇权等同宗教权利和神权的基本思维，确定了皇帝非管理者而是保护者的全华夏民族范围内的统一认识。
刘协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整个帝国传输了一种理念——大汉帝国的皇帝并非帝国的拥有者，而是帝国的保护者，是整个帝国的保护神。
无论是民间还是新兴阶级，甚至是皇室内，刘协都将这一理念通过行动和立法确定了这一统一意识，并力求使皇室也严格明确这一认知，接受这种认知。
当整个帝国都明确了这种认识，皇室的子嗣就会习惯这种认识，当皇室范围内的所有子嗣都接受这一认识，帝国的每一代后裔和继任者，都会以该认知为自己的责任。
皇室从刘协这一代起，就用文字和语言，用社会认知和宗教确定了皇室一条永恒不变得铁律，只有立志成为帝国的保护神，才有资格成为大汉帝国的皇帝，因为大汉帝国的皇帝等同于帝国的保护神。
新的《天尊道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信奉唯一的神，天尊，但不尊大汉帝国皇帝为你的保护者，你将失去神的祝福和保护。因为唯一的神——天尊已经将保护你的责任，托付给你们的皇帝，将祝福你们的责任托付给你们的教皇。
刘协开创了新的道教，并追随了该信仰。而他的子嗣都活在该信仰之中，刘协传授给他的子嗣所有自己的知识，唯一隐瞒的就是宗教的真相。因为他坚信，只要还有信仰，即使失去追求的动力，也会坚守信仰的价值和观念，因为对于看不清世界真相的人而言，拥有信仰就是存活在世界上的唯一底线，失去了信仰，人生对他们而言，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没有意义的人生。唯一的选择就是肆无忌惮的追求肉体的欲望，因为他们只有获得欲望，才能满足精神的空虚。
在前历史世界中，没有信仰的中国皇帝们，他们唯一的追求就是权利和肉体的刺激，这就是中国式悲哀的本源。
刘协希望从自己回到大汉以后，在改变历史，走向后历史世界的时候，这样的大汉帝国永远都有她的信仰。
大汉帝国一切内在精神的改变从道教开始，而一切外在物质的改变从帝国的新经济时代开始。
新经济时代的正式开始是从商社的诞生开始，但是这只是开始，从华夏二十二年开始，帝国的新经济时代才跨上一个快车道。刘协清楚如果不再新经济时代完全开始加速前，不最终瓦解掉南方的密集劳动力种植模式，帝国的生产力和新经济的发展就会遇到阻碍，而这是大汉帝国从刘协掌权三十年来从来没有遭遇到的问题，大汉帝国的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在刘协提前半步制定新政策的社会现象下快速前进，突然遇到阻碍，肯定会使帝国内诞生新的矛盾。
刘协既不希望大汉帝国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遇到阻碍，也不希望帝国内产生新的矛盾，他一直以来的思路就是在生产力遇到阻碍前，把阻碍物移走，在产生新矛盾之前，将问题处理掉，以此确保帝国生产力和经济稳定高速的发展。
因此，刘协终于下定决心对大汉帝国赖以依靠的南方农业模式进行割解，为此，他决心向整个大汉帝国推行广田政策为代表的广富主义思想浪潮。
广富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要求帝国的子民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通过技术改革和个体产值的增加，产生更多的赋税和更高的消费能力。
要想让帝国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广富主义必须提前推行，针对广富主义的内涵，推行广田政策，让所有帝国子民平均拥有土地面积和劳动生产工具大幅度增加；推行高薪政策，增加帝国雇工和技师数量，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推行广镇政策，促进农民向城镇涌入，降低农业人口；推行同富扶持政策，扶持邦联王国和省发展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从外部购买廉价米，补充国内二十八个州的粮食需求，弥补广田政策的结果是单亩产量的下降和内部二十八州粮食总产量的下降，由二十八个州向外输出工业产品，在帝国二十八州内确定帝国工业革命内部发展，扩大帝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和外部经济体之间的差距，通过农业扶持和低附加值的工业生产移植，确保外部邦联国家的税收和购买能力。
广富主义是刘协整个政治生命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它断然否决了西方式的掠夺发展模式，而走向一个以大汉帝国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中心的稳定和谐的新世界构局。
在广富主义提出的同时，为了确保帝国政治体制上的先进和稳定，刘协同时计划进一步推行已经存在的民主主义和道德主义思想，三大主义是大汉帝国二元君主制中央集权民主帝国的根本思想和立足基础。
民主主义不是华夏文明中在孟子和春秋就是已经提出“为民做主”思想，而是帝国提出的大国民思想下的民主精神，是只要为帝国做出贡献并遵守法律，信仰道教，就有权利参与帝国管理的新国民意识，也就是说，只要你纳税，并遵守帝国的法律。信仰道教，就有权利参与选举和各种听证会，有权利在法院中成为合法证人，有权利参与对违法者的宣判。
为了实现民主主义。大汉帝国必须稳步开展民主工作，推行国民院制度，在各地推行法院制度。推行新的选举制度，允许愿意从事帝国管理的子民成立政党，以符合帝国需求的利益的执政思想建立不同地政党，以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举行选举，最终以中央国民院过半席位的党派取得为期十年的国家治略权限。
在多党参政制度上，刘协一方面希望避免意大利式的个人党导致党派分离和诞生迅速，缺乏政治基础，最终导致政局不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动摇帝国中央集权的特性，确保帝国的稳定和团结。他最终决定在帝国内采用三党制，即三党轮流执政的模式，在国民院席位最多的党派掌握中央治略府。确定其三治略公人选，席位排在第二的党派退居监察府，负责监察执政党的廉政问题，对第一大党形成制约，席位第三的党派进入中央法院。和第一大党、第二大党形成稳定局面的关键少数派党，对第二大党进行制约，维持三党的平衡。
最为权利最中心的治略府，自然是各党实施参政目标的关键位置，那么第一大党独立掌控治略府，自然是大势所趋。
可是怎样制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