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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黄金储备不足，而钱的铸造量每年都远超过黄金储备量，使国内的汉钱在兑换率上已经开始贬值，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强，加大钱的铸造量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刘协也放弃了紧咬黄金储备发放钱币的做法。目前依照黄金储备和钱的兑换，现在大汉帝国一钱相当于今天人民币0。3元，当然，实际上达不到。）
皇室目前依靠景山基社和皇家集商社每年有三百亿的纯收入，一旦成立皇家农林集商社，皇室收入可以迅速突破千亿，这些都是不用纳税的纯利，面对六百亿的军费支出，皇室根本没有任何的困难。
如果皇室也要纳税，那帝国的总税额直接可以提升为五百亿，这就是目前皇室经济在帝国中所占据的比例，而皇室将以每年六百亿钱的军费支持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也支持着皇室的威严。
高额的军费对帝国的建设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虽然皇室可以支付每年六百亿的军费，但对于皇室而言，军费支付越多，用于新的经济运作资金就越少，刘协也意识到驻防军商军化的重要性，随着商军的增加，商社向驻防军提交的补助将剧烈的增加，那么皇室的支出就可以降下来，而随着对外扩张过程中，掠夺而得的财富大量进入皇室财库内，皇室的经济运作能力也会持续增强。
包括目前正在谈的燕山基社问题，燕山基社成立后，将全面而正式的参与整个帝国内的道路建设和承运，皇室的收入也将更大规模的增加。
另外一个方面，治略府将完全不再负责军费等支出，所有赋税收入大部分将回转到经济建设投入，对帝国而言，经济建设能力也得到一定的提升。
确实无法否认，大汉帝国目前实施的军费制度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同，它纯粹的皇室支付军费的方式，促使了皇室必须通过军事扩张获取大量的利润和收入，或者依靠军事力量，大规模推广自由贸易，依靠贸易积累更大量的财富来支持军队建设，这种特别的支付体制确实是有它的意义。
当然，另一个方面，有一个问题的后果是刘协还无法估计的，那就是皇室经济占据帝国经济比例越来越重的时候，对帝国经济到底会造成如何的影响呢？
刘协也没有能力估计和猜测这个问题，但他希望最好没有较大的影响，就现在而言，大汉帝国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都已经成为世界整个历史中的一个异端，对历史的影响，也是很难预判的。
第十一卷 帝国动荡 第十六章 银元税制
在刘协结束了军府大会后，在御府举行了盛大的酒宴，款待帝国军队各级将领，宴毕之后，刘协接到治略府的奏呈，希望刘协参加次日举行的银元税制的讨论。
银元税制是大汉帝国以蒋琬为代表的工商派系极力推动的税制改革方案，基础是在大汉已经初步实施的田亩税和纯利税的基础上，实现银元的流通化，以银元代替紫铜钱成为税率计算单位，解决紫铜钱越来越无法确保市值的问题。
当然这一切只是表象，隐埋在银元税制后的根本性改革是彻底取消户口税，改为按财产计税的方式，户口税是早期门阀制度的根本，一旦被瓦解，大汉帝国的门阀就将彻底颓败，帝国的基础也将由门阀变革为农场主、商人、技师、学者为代表的新兴阶级。
人们喜欢把门阀制度的消失归功于科举制度，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就科举制度而言，拥有较好文化基础的门阀集团本身也可以在科举制度中获利，历史上门阀集团的崩溃，最主要原因是唐朝两税法的实施。
唐朝两税法的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多少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两税法的核心思路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末、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定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
尽管两税法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很大局限。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因此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的杜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
在按户口人头纳税服役的时代，破产的小农只有取消自己的户头和独立，完全依附到富人家里去。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敛，现在他们可以不那样做了。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
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
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重要的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富人受惠当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地全面高涨。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首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冢族很多。
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旧贵族衰落的原因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答案。
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祝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看史书，唐代的读书人总好以自标郡望来显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这样的习气基本消失，人们更愿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唐宋间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荣的城市遍布全国，附丽于市井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都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结果。
大汉帝国在华夏元年到二十年之间，主要赋税收取一方面依靠单纯亩产计算，另一方面也依靠门阀按户计税，这是刘协为了获取门阀支持，取得全国统一的临时之举，但这种计税方式已经明显的约束新兴阶级的权利，蒋琬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又身为负责国内经济运营的中治略公，自然成为提倡新计税方式的主要人物。
蒋琬有蒋琬的问题，他虽然提出了银元税制，以财产收入定税，并且设定了三百银元年收入以下者无纳税义务，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贫困者免税方式，在农业税上，选择每亩纳半银元税收的固定税制，但又抵御更先进的“减富增贫税制”，从这个角度而言，出身新兴阶级的蒋琬首选的还是追求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刘协很清楚，银元税制只是唐朝两税制的一个变革版本，它将大汉帝国的税收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固定农税，另一个方面是贸易税。
大汉帝国原先对待商税的征收是按利征税，并不是按贸易量征税，这也是导致大量商社假账亏损逃避商税的根本，采用新的按贸易量征税，实际上帝国的商税将大幅度增加，进而也会促使商社对此表现出不满。
两税制也是中国社会仇富现象的源泉，银元税制实施的结果必然是会导致社会对富裕阶层的憎恨，甚至出现农民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起义，起义一旦成功就把所谓的“天”也诛除掉。自己挂起“天”的旗号。
看着蒋琬给自己递交的关于银元税制的详细奏呈，刘协感触良多，税务改革是国家所有改革中真正最深层次的改革，要么不改。要改就必须一步到位，否则就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刘协让陈群把张昭、荀彧、诸葛谨、蒋琬、胡昭全部请到御书房，打算在正式讨论银元税制前，先和他们达成一致。
小睡了一个时辰之后，张昭、荀彧等五人已经在御书房外守候，刘协立刻让他们全部进来。
刘协再仔细看了一遍蒋琬关于银元税制的奏呈，说道：“银元税制的细节方案，你们都清楚了吧？”
张昭道：“臣等已经事先讨论过了，确实是可行之策！”
刘协问诸葛瑾道：“子瑜，你说说看，还有没有遗缺或者不足的地方？”
诸葛瑾道：“银元税制有几个优点，一是农田的固定税制，既没有增加农户的负担。也降低了帝国税收的工作量，同时促进了农户自由选择种植品种的选择，不再局限于生产粮食；二是增加了帝国税收。大汉高祖到皇帝之前，商税都是按专营收税，到圣上《襄阳治略》时，开始按利征税，都有弊端。商税既低，又容易出现偷税漏税，而按贸易量收税则要稳定的多，税收也增加幅度较大；三是使大族萧条，小户散民不用再依附大族生存。虽为同族，却可以各立家庭；但论缺陷，一是不能完全覆盖渔林牧等农业，二是大族萧条之后，贫富差距不能依靠大族内自行调节，贫富差距拉大，百姓必生怨！”
刘协点了点头，看着蒋琬道：“公琰，你觉得子瑜说的有道理吗？”
蒋琬答道：“虽有道理，然新税不得不施啊！”
刘协起身道：“帝国原先调节贫困者，主要依靠大族内部调节，银元税制实施后，大族的力量就迅速变弱，使帝国失去了调节贫富差距的力量，所以朕认为，银元税制要想实施，必须增加个人所得税，针对个人实际获利，设定不同的所得税，城镇居民年收入少于三十银元者，必须得到治略府一定的补助，现在粮食价格有一定上浮，每斤粮食价格从最初的一钱，上浮到了三钱，当然，其中很大程度是紫铜钱大量下浮造成的，银元制是一银元兑换一百钱，现在帝国普通子民，一年没有三千钱的话，生活还是很困顿的，而帝国中比较好的技师年俸接近十万钱，普通的雇工一年也有三万钱，划算下来就是三百银元，这个收入在大汉帝国也只能说还可以正常的生活，而年收入三十银元的，在大汉帝国内还是不少的，他们一旦没有了大族的补助，在帝国内必然造成大量的流民，治略府怎么解决啊，他们的生存都是问题，难道你让人家自生自灭，处理不好，这就是大规模的子民造反，难道你们要朕动用军队去镇压？”
“朕说过了，朕的军队是用对外开拓和防御外敌的，不是给你们治略府来收拾残局的，如果说，银元税制实施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流民，造成了穷人策反，治略府三位治略公包括各级上层官员和相应城镇的官员，全部给朕下台，永不录用，情况严重者，朕还要拘留到刑事司，追究罪责，利害得失，你们自己考虑！”
诸葛瑾、蒋琬和胡昭各自冒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