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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李汉俊因妻子怀孕宁住汉口日租界。李汉俊死后，陈静珠生下一女，取名李声。后来，李汉俊之子李声簧，李书城之子李声华、李声宏，均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属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证书由毛泽东签署。
第八部分：锤炼邓恩铭“不惜惟我身先死”
创刊于一八七二年的《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拥有很大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当这天的《申报》送到众多的读者手中，人们用惊讶的目光读着一条用鲜血写成的消息——《山东枪决大批红匪》。
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济南通信，前日下午二时，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开会，当经议决，将日前本省捕获之红匪宋占一等二十二名处以死刑，五日上午六时，各委员及公安局长王恺如，复齐集高等法院，将宋占一等提出，验明正身，用汽车三辆，载往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
在开列的二十二名被枪决的“宣传共产邪说，阴谋暴动，颠覆国民政府”的“红匪”名单之中，有“黄伯云即邓恩铭，男，三十一岁”。
邓恩铭去世时，年仅三十岁（《申报》所载是虚龄）。
在刑场上，邓恩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邓恩铭和他的战友们在纬八路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他在雄壮的歌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邓恩铭回到山东，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为王尽美。不久，他和王尽美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二年七月，邓恩铭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
此后，邓恩铭受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青岛开辟工作。他先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任书记。不久扩大了成员，成立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任书记。邓恩铭在青岛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青岛纱厂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到重刑审讯，结核病又发作，二十四岁的他咬紧牙关，没有屈服，终于被中国共产党组织托人保释，在狱外就医。
一九二七年四月，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回山东后，他接替病逝的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山东风声日紧。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捕。
王复元在这个时候倒戈。王复元又名王会，早在一九二○年便已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所领导的“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因为贪污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被开除出党。他向山东当局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和活动情况。于是，一九二八年底，邓恩铭和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的一批负责人落入了济南市警察局手中。
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警察局拘留所里，邓恩铭想方设法组织越狱。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晚八时多，几个“犯人”说是要上厕所。就在看守警察打开囚室门的时候，“犯人”一下子把警察打倒了，缴了十几条枪，从东大门冲了出去……
这次越狱是邓恩铭组织的。他看到跟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关押在一起的，还有一批所谓的“土匪”。这些人大都是当时直鲁联军的军官，身强力壮。他与其中的头头李殿臣商量越狱，马上得到支持。越狱时第一个动手撂倒警察的，便是李殿臣。
只是这次越狱太匆促，李殿臣等冲出去时，关押在另三个囚室里的“犯人”没有来得及响应。邓恩铭也未能冲出去。
李殿臣等虽然逃出去了，但后来又被追回。唯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杨一辰因行走困难，跟不上李殿臣等人，混在街上行人之中，反而脱险了。
邓恩铭不灰心，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有了上一回的经验，这一回的组织工作更为严密了：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分成三个小分队，暗中准备；中国共产党党员吴克敬悄然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装在一个个旧信封里，分发到各个囚室；又利用会见家属的机会，与狱外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带进了钢锯条……
选中了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星期日。晚饭后，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就在这时，第一分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了看守。第二、第三分队也马上行动。一包包石灰撒向狱卒，他们哇哇直叫，睁不开眼睛。
三个分队总共十八人，一下子冲出大门，逃到了大街。
这时，狱卒们才如梦初醒，持枪追捕。
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邓恩铭。他患结核病，体质甚差，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毕竟行走不快。
另十人也终因体力不支，路途又不熟，被看守追回。
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何自声，幸运逃脱。另五位体力较好的，也终于脱险。只有刘昭章已逃到亲戚家，被叛徒告密，又抓了回去。这样，十八人之中，脱险六人。
这次越狱，使看守长受到上司严厉责问，以致作为“渎职”而被枪毙。
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无希望。邓恩铭心中坦然，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作《述志》一诗中，便已表示“不顾安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南雁北飞，
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
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
不朽永垂。
在狱中，他一直用“黄伯云”之名。历经审讯，法官并不知道他是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
直至一九三一年春，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铭”。他举眸望去，原来是新派的审判官张苇村，过去与他相识，如今做了国民党的官。
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一九三一年清明节——四月五日清晨六时，在一阵刺耳的枪声响过之后，邓恩铭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
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的儿媳滕尧珍（即邓恩铭的堂弟媳）这样回忆邓恩铭死后的情景：
“这个噩耗使我惊呆了。全家闻讯后，都为恩铭的惨遭杀害悲痛不已。我们前去收尸，反动当局不准。后经过多方周旋，请了四家连环铺保，第三天才到济南纬八路找到大哥遗体。我们花了五十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洗净他身上的血迹，把他安埋在济南城外——贵州义地。不久，我们又请人在恩铭的墓前立了一块碑，写上‘邓恩铭之墓’。”滕尧珍：《忆革命先烈邓恩铭》，《贵州日报》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董必武曾赋诗一首，悼念王尽美和邓恩铭：“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第八部分：锤炼何叔衡沙场捐躯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这是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十周年而写下的诗。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出席“一大”归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出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一九二七年湖南军阀何键、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形势陡然紧张。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印帐册、商标”，暗中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
一九二八年七月，何叔衡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与徐特立等一起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一九三○年七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一九三三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内中的原因，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一九三三年第十七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一样，即何叔衡右倾。
实际上，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日益加剧。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撤出江西，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一百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何叔衡保管。
由这么五个人组成的一支特殊的队伍，化装成贩卖香菇的小商人，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进着。
当他们越过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今属江西）的汤屋，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何叔衡为之一喜，诗兴大发，与瞿秋白一唱一和。
笑颜一闪即逝。形势紧张，沿途的地主武装已经注意到这支特殊的队伍。
他们不得不改为摸黑行进，白日休息。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一个孕妇，在漆黑的山间小道上行走，异常艰辛。所幸何叔衡和瞿秋白意志坚强，并不畏惧酷劣的环境。
如此昼伏夜行，一夜连着一夜。
四月二十二日夜里，他们渡过了汀江。
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也有的说是二十四日），他们来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
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
“义勇军”急告驻守在水口镇的国民党保安第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
“紧急集合！”李玉下令。
“义勇军”队长范连升带路，李玉率领二营悄然包围了小径村。
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双方互射，战斗十分激烈。
一边抵挡，快枪队一边护送何叔衡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
何叔衡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怎敌得上保安团的士兵快疾的步子？
还未到大山上，何叔衡便给保安团追上了。
一阵乱枪砰砰射过之后，何叔衡受伤倒在一块水田旁边。
两个保安团士兵见何叔衡倒下去没有动静，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叔衡身边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砰！砰！保安团士兵连连开枪，何叔衡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五十九岁。
瞿秋白和张亮躲在草塘里被俘。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长汀城中山公园里，国民党的临时军事法庭宣读了由蒋介石签署的枪决命令之后，瞿秋白唱起了《国际歌》，走向一片葱茏的青草地，席地而坐。瞿秋白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