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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六八至三六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一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日本〕
施存统说：“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
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佛海说：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个代表大会。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
“（一九二○年）十一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引者注：应为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应为伊尔库茨克）。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
“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于是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1
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三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但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据他自云是“五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所以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六月下旬。
张国焘在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已经来过上海几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了李达。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本书小引中所着重描述过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一○六号。这时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张国焘这么回忆李达的话：
“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上那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他记忆中的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的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成反比例：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犟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内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前来上海。他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来到南京。七月二日至四日，刘仁静、邓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刘仁静大约在七月六日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会谈之后，便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柯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但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七月二十日直达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也可能他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七月十四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七月二十一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十五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2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为了避免争议，便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则万无一失——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