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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罢工，诚然，是纯经济性的罢工。但是，即使社会党（其中心在上海），也在工人中间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它的杂志登载着质朴的名称——《周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运动确实具有重要性。譬如，五月一日那期里登着以下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全世界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等等。这本杂志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抗民族主义，坚持与苏维埃俄国结成亲密的兄弟般的联盟。……”江亢虎是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江亢虎原名绍铨，别名康瓠，江西弋阳人。一九○○年他在北京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后来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出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后来，又去西欧游历，主张“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回到中国，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江亢虎在上海把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他担任“上海本部部长”。中国社会党的党纲有八条：赞同共和；融和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废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收；限制军备。应当说，在当时，这八条党纲是有着进步作用的。中国社会党顺应时代潮流，曾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猛增至五十二万三千人，在沪、江、浙、京、津及南方各省建立了四百九十个党支部。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得势，视中国社会党为敌，杀害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江亢虎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宣布中国社会党解散。即便如此，江亢虎也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出走美国，在那里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助教、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获知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江亢虎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自称中国社会党“奉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得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实际上，中国社会党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江亢虎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回国，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重组中国社会党。一九二五年一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六年该党再度解散，江亢虎又去了美国。
一九三九年九月，江亢虎跌入了汪精卫的怀抱，出任汪伪国民政府的政府委员、铨叙部部长、考试院院长，沦为汉奸。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江亢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七十一岁的江亢虎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画上了他的生命的句号。把中国社会党说成“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让江亢虎出席共产国际会议，这表明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
刘绍周倒是旅俄华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原本有可能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次意外的火车事故，使他受伤。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妻子陪同下，随北洋政府派往苏俄考察军事、外交的张斯代表团回国，在中东铁路理事会担任理事。从此他脱离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后，他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合大学俄语教授，著《俄文文法》一书。一九四○年，当邵力子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时，请他出任驻苏使馆参赞。这样，他又来到了苏联，不过此时他的公开身份已变成国民党政府官员。当然，那位驻苏大使邵力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由于深知刘绍周跟苏联的关系，特地请他作为参赞。
此后，刘绍周又调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他毕竟曾是共产党阵营中的一员。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协助中国共产党、支持原国民党政府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反戈，使新疆避免了一场战火之灾。这样，刘绍周被任命为新疆临时外交办事处处长。后来，刘绍周调往北京，出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位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元老人物（在中国很少有人得到如此殊荣），历经沧桑，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年七月十八日，七十八岁高龄的刘绍周离开了人世。他除了留下《俄文文法》，还给后人留下了《领海概论》、《俄汉新辞典》等著作。人们对他的称谓是“教授”、“新闻出版家”。在那“文革”岁月，他的早年勋绩，几乎被淡忘。
时至今日，在追溯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胚胎期”的历史时，是该把这位贡献甚巨的刘绍周如实地介绍给诸多读者的时候了……至于另一位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代表张永奎，在二十年代初回国。一九七七年去世时为甘肃师范大学教授。
第三部分：酝酿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1
除了刘绍周、张永奎、安恩学，还有一位被岁月淡化而曾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出过大力的人物……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山东平度县的县报《平度大众》上的一则“寻人启事”，使该县西乡马戈庄的杨德信陷入了无限的兴奋之中。
原来，那启事是中国共产党平度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出面登的，为的是寻觅谢世已久的名叫“杨明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史料。最初，连杨明斋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王翔千之女黄秀珍（本姓王，化名时改姓黄）那儿听说杨明斋是平度县人，于是在《平度大众》登启事。杨德信的大爷正是杨明斋。这么一来，才使杨明斋的早年身世有了眉目。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尚未能找到一张杨明斋的照片，使后人一睹这位先辈的面容……杨明斋是一位谜一样的人物。兼通中俄两国语言的他，曾在沙皇俄国的外交机关里工作。其实，那时的他，已是布尔什维克。他在那里做秘密工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他，一八八二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马戈庄一位名叫杨仁鉴的农民家中。父亲最初为他取名杨好德。他父亲粗知诗书，总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人，于是省吃俭用，把他送入私塾。十六岁那年，家中已无力供养杨明斋上学，他只好回家务农。不久，他成了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妻子便去世了。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正陷于苦闷之中的他，也随着去了。这样，一九○一年春，十九岁的杨明斋来到了俄国东方的门户——海参崴，在那里做工。一边做工，一边也就学会了俄语。此后，他进入广漠荒僻的西伯利亚做工，成为劳苦的华工中的一员。一无所有的他，加入了俄国工人运动。他和布尔什维克日渐接近，以至成了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
杨明斋在十月革命之后，成为旅俄华工中一位活跃的人物，他组织华工们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而战。不久，杨明斋被派往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而杨明斋曾在这儿做过工，熟悉那里的情况。海参崴地处绥芬河口海湾东岸，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一八六○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儿成了俄国的领地。沙俄在那里筑寨建港，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不过，那里毕竟曾是中国的领土，那儿的居民之中，有三分之一是华人。杨明斋去到那里，把华侨组织起来。他的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他在这样的公开身份掩护下，为布尔什维克做地下秘密工作。那时，苏俄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处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军和白俄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部队统治之下。到了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抓住并枪决了高尔察克，西伯利亚落入了红军手中。海参崴也插上了红旗。
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一个秘密会议正在举行。那是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是可以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二○年一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他俩都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向俄共（布）中央反映了他俩的意见：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李大钊不是江亢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俄共（布）挂上了钩。从海参崴派出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伯特曼住在天津，不断发来准确、可靠的情报——他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友！俄共（布）中央仔细研究了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获知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于一九二○年三月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被任命为分局的负责人。俄共（布）远东局选择在海参崴建立分局，是由于海参崴这“东方的门户”跟中国联系方便——那时，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道遭到战争的破坏，一趟列车起码要二三十天才能到达。
第三部分：酝酿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2
一九二○年三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全宗五一四，目录号一，归案卷号四，七页。表明，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又据日本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五卷透露，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三项任务：
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不过，作者并未注明列宁的三点指示的出处。施瓦茨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Ｂ．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