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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图,认真研究了敌我友三方的战斗态势,还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联合蔡廷锴,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一是将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威胁敌人老巢,从外线打破这次“围剿”。哪知信送出后,就石沉大海。毛泽东耐不住性子,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兴国的失守,更使他大为震动。一天黄昏,贺子珍来到他的屋里,却为一幅景象惊呆了:原来桌子上铺着很大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图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画着什么。也许由于光线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图上了。贺子珍抢上去把他拉开,把他扶到床上,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我在想,看还有么子办法没有。”
毛泽东就是这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长征道路的。当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内心虽然藏着许多伤痛、不满和过多的压抑,但却并不悲观。他相信一切对立物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否极泰来几乎是生活的定理。错误路线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它是不能自己纠正的,但总有一天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就是头破血流的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纠正。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意识到,这个时机是一天天地迫近了。湘江之战固然是个大悲剧,但它又似乎在孕育着一个辉煌的转机。
小沈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块白洋买鸡去了,不一时就买了三只,煺了毛,炖起来。
毛泽东在小木楼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看样子,条件成熟了,成熟了!”
几个警卫员没听清“条件”,只听见“熟了!熟了!”觉得很奇怪,翻了翻眼睛,说:“怎么,刚煮上就熟了,还差得远哩!”
“不远,不远,是快了,快熟了!”毛泽东笑着说。
几个警卫员抿着嘴偷偷笑他:“主席好久不吃什么,大概也馋坏了!”
不一时,只听楼下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来了!”
“呵,你说的是谁?”毛泽东对着楼梯口问。
“是周副主席来了!”
说着,周恩来已经顺着小梯子走上来。毛泽东笑着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恩来,你怎么有时间了?”
“毛主席,我是向你请计来了。”
自从毛泽东失去军职以后,虽然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许多人已经不这样称呼他了。博古等人自然照旧称他“老毛”,而周恩来则不同,不管毛泽东军事上去职以前,还是失势以后,一直是这样叫他。
“哟,什么请计,我看还是打个牙祭吧!”毛泽东笑着,拉他在火塘边坐下,“也真巧,我这里还炖着两只鸡呢!”
两个人坐在火塘边,警卫员又加了点干柴,炉火熊熊,烧得更旺了。两个人不管身上还是心里都感到温暖。
“这次湘江作战,部队损失很大,真使人痛心。”周恩来说。
“损失有多少?”毛泽东问。
“恐怕一半还多。主要是八、九军团太新,多半散了。”
“三十四师有消息吗?”
“我每天都让电台呼叫,就是联系不上。”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从江西出发我们是八万六千八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毛泽东暗暗吃了一惊,脸上却没有显示出来。
“只要过来,我看就是很大胜利。”他抚慰地说。
这话,使周恩来的心感到温暖。
“现在,最要紧的是当前的去向问题。”周恩来说,“按原来计划,是与任弼时、贺龙、萧克他们会合。但是,现在蒋介石在湘西已经调集了十几万人等着我们,这边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已经开往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一线构筑碉堡,准备堵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办?昨天我们研究了半夜没有解决。今天是征求你的意见来的。”
毛泽东点着烟,很重地吸了一口,笑着说:“这事,我也在反复考虑。我的意见是不必去了。”
“你是说,湖南方面不必去了?”
“是的。”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原定计划可以放弃了。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嘛!如果还要坚持原来方案,无异是将红军送入虎口,甚至比湘江之战更为危险。因为湘江之战,敌人的集结毕竟仓促一些,再加上他们之间的矛盾给我们留下了空隙。”
周恩来两眼闪光,频频点头:“那末,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去呢?”
“贵州。我看那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
显然,毛泽东已早有考虑,成竹在胸。周恩来沉思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心情也振奋了许多。他说:“我回去就同几位同志商量。”
说着,就站起身来。毛泽东一把拦住,笑着说:“这可不行,还没有打牙祭呢!”
一边说,一面又转过脸来叫警卫员:“小鬼,看熟了没有?”
警卫员小沈揭开锅,登时白汽蒸腾,香味四溢,用筷子一扎,立刻兴奋地说:“熟了!熟了!”
“把周副主席的警卫员也叫上来!”毛泽东以主人的口吻大声吩咐。
顷刻,几只鸡捞到一个大面盆里,警卫员小沈又摸摸索索地从军用水壶里倒出酒来。
小小的木楼上,充满了既轻松又热烈的谈笑声,这是从江西出发以来漫漫的征途上从来没有过的。
(五)
队伍陆续离开龙胜县境,向北行进。这一带都是深山密林。在高高的山崖上还长着一片片竹丛,竹丛里掩映着侗族的木楼,木楼边种着香蕉。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由于红军的模范纪律,逃到山上的侗族人纷纷返回家园。路上不断看到,头上蒙着侗锦挑着担儿的妇女们,她们一个个都是那样健壮,挑起担儿颤悠悠地走得象流水一般。红军战士们都颇感新奇。一路上树木蓊郁,空中的威胁大为减轻,尽管头上不断有飞机侦察,人们已经懒得理睬它了。
部队到了通道双江镇,已经出了广西来到湖南边界。不过这里仍有不少桂林式的小山。在镇子的南面,就有一个孤山,长得象歪嘴桃儿,还有两条清澈的小江交汇,是一个颇为美丽的小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江边那座长长的花桥,具有侗族独特的风味。这种桥和北方的任何桥都不同,它实际上是长长的一溜花厅跨着流水,听说是侗族青年男女的聚会之处。
就在这个小镇的一座古庙里,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仍旧是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讨论的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再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博古、李德却坚持照原方案执行。李德在毛泽东发言时紧紧皱着眉头,简直听不下去,毛泽东还没讲完,他就离开了会场。这使得周恩来颇感不安,联想起李德的一贯高傲态度和蛮横作风,心中甚为恼火。李德平日只喜欢同博古亲近,两个人讲话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对话;而对别人,例如朱德、毛泽东、刘伯承等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算是比较客气的了。这一切,周恩来都看在眼里,没有同他计较;今天的事,他却认为李德太过分了。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来到李德住的一座小学校里。他一进屋,见李德余怒未熄地坐在那里,翻译又不在场,只好勉强压住火,用英语说:“李德同志,你今天过早退席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呵?”
李德翻着黄眼珠看了看他,并没有站起来。
“是很不舒服。”他用英语粗鲁地回答。“我认为,粗暴地拒绝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很不妥当。”
“恐怕不能这样说吧,”周恩来极力压制着自己,在他对面坐下来,反驳道,“这要看意见本身是否正确。难道敌人已经把重兵集结在湘西,我们还要把红军送往虎口去吗?”
“我要求你们听清楚我的意思!”李德不耐烦地叫起来,“我是说,可以让追击我们的敌人超过我们,也就是说,赶到我们的前面,然后,我们绕过敌人再往北进。”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禁失声笑道:“超过我们?哈哈,赶到我们前面?敌人是以我们为目标的,怎么会撇开我们到前面去呢?”
李德被周恩来的笑声激怒了。他站起来,指着周恩来说:“周恩来同志,我不认为你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我想提醒你,是共产国际派我来的,同时我也是抱着对中国革命的赤诚来帮助你们的。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军事人材,那我本来可以离开,但我看不出哪个真正懂得军事……”
周恩来一向性格温和,但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今天,他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怒火,猛地把桌子一拍,指着李德说:“李德同志,我也提醒你,我们欢迎一切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但是中国革命没有救世主也能够胜利!”
谈到这里,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队伍拐了一个直弯,向西去了。那里是典型的山国——贵州。领导层的意见,显然没有完全统一,象任何其它问题一样,只留待唯一的权威——历史老人去细细评判。
部队经多日行军,来到贵州地面,前面已是黎平。这天中午大休息时,周恩来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正想眯眯眼歇一会儿,保卫队长走过来说:“据后面部队报告,有两个家伙跟着我们好几天了,今天叫我们抓住了。可是,他们说有要紧事,非要见您不行。”
“你把他们带过来。”周恩来说。
保卫队长不一时从队伍后面带过两个人来。前面那个是商人打扮,穿着纺绸薄棉袍,外套一件银灰色的大褂,满脸和气。后面那人黑瘦黑瘦,着黑棉袄棉裤,象是个仆人,但从那炯炯目光看来,又不太象。保卫队长指指周恩来,对那两个人说:“这是我们的负责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
那个商人打扮的人,神色激动地说:“这下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说着,他拾起棉袍的大襟儿,拆开一条缝儿,取出一个纸条,恭恭敬敬地递过来。周恩来接过一看,立刻满脸喜色,紧紧握住那人的手说:“哎呀,原来是你们,真太辛苦你们了!”
“这没有什么,都是我们该做的事。”那人和悦地一笑,接着指指另外一个人说,“这位是三十四师的连长高春林同志。我们全州县委听高同志讲了三十四师的情况,心里都很难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