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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不愿在陈、何的矛盾上表示什么，又把问题拉回来，进谏道：“现在全国要求抗日的空气这样高，反对内战的呼声这样强烈，为先生计也总要有个处置，暂时稳定一下华北政局……”
这几句话调子很柔和，说话的声音更是那么细声细气，谁知蒋却象挨了针刺一般，立刻转过脸，瞪着陈布雷说：“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哪个部队能和日本人顶？共产党把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消耗完了，我拿什么去打日本？”
一连几个连珠炮式的问句，轰得陈布雷面红耳赤，不言语了。陈布雷即刻低下眼睛，那张本来枯黄很少见过血色的脸，竟一时泛起了红色。蒋介石还觉得意犹未尽，继续教训道：“一些人老是空喊，抗日，抗日，我倒问问，用什么抗日？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我们拿什么去同日本人打仗呢？恐怕不打还好，要打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也许有人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国防，就是从现在起准备个三十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也还是等于做梦。
何况日本并不给我们准备的机会呢？“
这是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念，陈布雷和陈诚以及他们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都不是第一次听到。陈布雷也无意于今晚同他讨论这些问题，不过出于对领袖和恩人的忠诚，仅仅想对不利的形势有些补益罢了。他的这一点拳拳之心，也是颇为动人的。
“先生，”他万分诚恳地说，“即是搞点表面文章也好。”
“表面文章？”蒋介石略一沉吟，脸色和蔼了一些，而且微露笑意。“那你们就搞一些么！多搞点文章在报纸上登一登。”
说到这里，陈布雷扼腕叹息，不胜感慨地说：“我们不光是军事上打败仗，文笔上也不行。我们国民党有什么宣传人才？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你可以拉点中间党派，帮我们讲话。”
“唉，那些人都是一些老处女，要他们出嫁总还是羞羞答答地不肯应。”
“罢了，罢了，”蒋介石摇摇手，“这件事由你去做，至少你可以写一点。把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认认真真地讲一讲。明天我们还是要赶到重庆，要首先解决共党问题。”
陈诚和陈布雷都连连点头。
“我告诉你们，现在的事体不能掉以轻心。”蒋介石以严峻的目光望着二陈，告诫说，“薛岳给过我一个报告，说共党开过一个什么遵义会议，毛泽东又上台了，你们注意到这件事体吗？”
“是的，注意到了。”二陈一齐回答。
“这个人很难对付。在江西我们就吃了他很多亏。”蒋介石的脸上浮起隐隐的愁容。“我本来预计，共党是要分裂的，那就好收拾了，没想到毛泽东又上了台。这人善于声东击西，他的行动往往使人迷惑不解。这次他们突然回师遵义，就很象是他的手法。”
“先生说的是。”陈布雷频频点首。陈诚没有则声，似乎想起四次“围剿”，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说到此处，蒋介石不禁感慨万分，凑近二陈，声音不高，但是颇为沉重地说：“老百姓受了共党的盅惑宣传，在那里高喊抗日还好理解，可叹的是，我们党内的同志，有些人糊里糊涂地也跟着喊。试问，共产党拉着我的后腿，不消灭共产党，我怎么抗日？我给你们实说了吧，日本人来了，我们总有办法对付；如果让共产党得了天下，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一点，你们懂不懂？”
他说完这话时，眼睛直勾勾地望了一阵陈布雷，又望着陈诚，他确实动了真感情了。虽然蒋介石这话决不止是第一次说，但陈布雷、陈诚听来仍有一种使人战栗的力量。
“先生的话很有深意！”陈布雷虔诚地点了点头。
“校长的训示，我陈诚从不敢忘，不消灭共党，我也是死不瞑目的！”陈诚说。
（二十六）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建立了重庆行营。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路通令所属遵照。中正手令。
这时，他下定决心，“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一方面他积极调动部队尾追、堵截，一方面又告诫他的部下不要随意轻进。他在给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的电报中说：我周纵队主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但有力之搜索队，派遣愈多愈远愈好。夜间应特别活动远探。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它之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干净，万勿稍加犹豫。
同时，蒋介石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他向各县都发出了命令：各县均应严密构筑碉堡工事。二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对于渡口，尤须严密坚固，并分段指定部队及团防负责守备，并速派员考察督促。匪未到，则行封锁；匪已到，则死守待援。
对于红军统帅部来说，这样一来，仗就越来越难打了。
遵义大捷，使红军声威大震，部队士气十分高昂。统帅部这时很想再打几个好仗，以便打开局面。他们那股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简直和部队的小伙子们差不多了。所以，红军主力略事休息后，就由遵义西移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积极寻战。如果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是想方设法摆脱敌人，这时却是要瞅准敌人找上门去了。统帅部瞅准的第一个目标，是驻守在鲁班场、长岗山一带的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可是周浑元是颇善于接受教训的一位将军，他见吴奇伟吃了大亏，因而万分谨慎。尽管红军将士们手心痒得难受，也无从下手。
红军统帅部的领导者们，围着地图冥思苦索，终于从敌人丛中找出了一个县城，这就是打鼓新场，那里驻有王家烈的一个师。打鼓新场这个名字作为县城是很新鲜的，老长征们都记得这个名字，多年后，周恩来在讲党史的时候还提到过它。为了这个小小的县城，开了半天的会，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不大不小的一口菜，而且这个师正惊魂甫定，吃来一定非常可口。但是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就是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打。尽管毛泽东那时有很高威信，但是大家求战心切，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他的意见否决了。从今天看，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相当健全的表现。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当晚将作战命令拟好，于第二天一早发出。
周恩来起草好命令，天已经是后半夜了。三月的夜还是很有些寒意。小兴国给他烧了一壶热茶，他喝了一大杯，暖了暖身子，才睡下来。矇眬间，只听有人“卜、卜、卜”在敲自己的窗棂。接着是轻声地呼唤：“恩来！恩来！”
周恩来虽一向很警觉，但由于过分困倦，不知不觉间又睡熟了。
过了一会儿，窗棂又卜卜卜地响了几声，接着又叫：“恩来，你睡了吗？”
周恩来挣扎着睁开眼睛，定神细听，是毛泽东的声音，就一骨碌爬起来。那时，长征中的红军将士们，几乎人人都不脱衣服睡觉，所以起来得很快。
他把煤油灯捻亮，开了门，见毛泽东披着大衣，手里提着马灯，站在夜色里。
“毛主席，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警卫员呢？”
“他们一个个都困得要死，”毛泽东笑着说，“我没有喊他们。”
周把毛泽东让进来，坐下，接过马灯放在桌上，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两点，就笑着问：“你怎么还没有睡呢？”
“我睡不着哇！”毛泽东点起一支烟，“关于打鼓新场的命令发出去了吗？”
“还没有。”
“那好。”毛泽东带着庆幸的口吻。“打鼓新场这个仗，我是越想越不放心，也就再也睡不着了。”
说过，他站起来，举着他的马灯，走近地图，用夹着纸烟的黄黄的手指，指了指地图上那个几乎比苍蝇头还要细小的地名，再次陈述他的意见。
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打鼓新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师，而且是黔军的一个师，战斗力并不很强；可是他有城墙，修了碉堡，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弱敌加上工事，就相对地强了。事实上，这个仗是一个攻坚战，一打起来，时间就不一定很短。如果这样，就麻烦了。
说到这里，他侧过脸望了望周恩来的脸色。周恩来神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听着，思考着。他看毛泽东一只手举着马灯很累，又搭上了一只手。毛泽东继续指着地图上四面围攻过来的敌人，讲道：“我们周围的敌人一共有一百个团，而且相当密集。如果打鼓新场不能很快解决战斗，敌人就会从四面围上来。这样，我们很可能脱身不得，那就晚了。”
他说过，又分别指了指四周的敌人。在打鼓新场的北面不远，有黔军的一个旅；西北鲁班场一带有周浑元的三个师；西南的黔西、大方、毕节有滇军孙渡的六个旅另两个团；周浑元和孙渡正好形成对红军的南北夹击；再加上吴奇伟的两个师，已从东面进到了刀把水；川军郭勋祺部已经进占了遵义；以上都距打鼓新场不远。至于叙永、古蔺、桐梓等地还驻有川军主力，也都会要围攻上来，使红军陷于难以摆脱的重围之中。
毛泽东有一条长处，就是他善于说服人，善于做说服工作。他有时也急躁，也会大发雷霆，但他有意说服你时，却温文尔雅，不慌不忙，那口湖南话说得铿锵有致。遵义会议的成功当然是由于客观条件的成熟，众多同志的努力，而毛泽东的善于做说服工作，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今天，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他就又来做说服工作了。他把事实和道理说得那么透彻，这里面就包含着动人的力量。
马灯被放回到桌案上。毛泽东把道理讲完，就坐下来静静地抽烟。周恩来在灯光下皱着两道浓眉，捻着他的美髯，在认真地思考着。周恩来也有一条明显的长处，他善于汲取人们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从不固执己见。他从毛泽东的意见中发现，尽管大家都拥有同样的客观材料，而毛泽东却有更多辩证的思维。他不是只孤立地观察一个条件，而是把这个条件同其它条件联系了起来；他又不是静止地看一个部分，而是从变化中看它的结局。这样他就能通过表面现象更深刻地掌握事物发展。
“好，我看这意见很好。天一亮，我就找大家重议一次。”他望着毛泽东点了点头。“最近，因为打了胜仗，大家的信心是强多了，可是头脑也有点热了。人们的思想总是这样，一时偏到这边，一时又容易偏到那边，看来不是那么好掌握呀！”
说过，他的脸色显得非常明朗，柔和，轻轻地笑起来。
毛泽东见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心里一块石头落下地了。他的声音有些深沉：“恩来，这个棋不好下呀！现在，周围敌人是几十万，我们的战斗部队不过两三万人。只要一步棋走错，就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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