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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连连点头。贺子珍又说：“徐老不光不骑马，一到宿营地就到伙房帮助烧火。一边烧火就一边教炊事员们认字。每人一天要认一个字，这是他规定的，学不会就不算完。徐老真是个诲人不倦的大教育家！”
毛泽东喟然叹道：“我的这位老师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他一生为国为民，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滚烫的。最可贵的，是他在我们党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入了党，不少人动摇了，一些人叛变了，而他是越磨砺越坚强。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毛泽东抽着烟，随便地半躺在地铺上，吟味着徐老这个人物。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起了谢老。谢老的年龄仅次于徐老，今年五十四岁，前清末年虽中过秀才，以后也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他很早就在党中央编辑党刊《红旗》，到了中央苏区任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秘书长，是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者。在毛泽东住在古庙里的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他们也常常一起倾谈。
提起谢觉哉，贺子珍嫣然一笑，说：“谢老可真有意思。他平时不言不语，行军时若有所思，随身带着毛笔墨盒，一有休息机会就低下头写起诗来。从土豪那里缴获了几个帐本，叫他当了日记本了，每天要记下好大一篇呢！”
“好，好，”毛泽东呵呵笑着说，“我们这次西征，已经跨过几个省了，要把这山山水水都记下来，也怪有意思！”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笑着问：“董老怎么样？董老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也常写诗吧！”“他也写诗，可是他没有时间哪！”贺子珍说，“他是我们的支部书记，全连一百七八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人，又是马，又是担架，大小事都得从他心上虑过。他对纪律抓得最紧。每次出发，一间间房子他都亲自检查，门板上起了没有，稻草捆起了没有，院子打扫了没有，水缸挑满了没有，东西损坏了没有，照价赔偿了没有，如果没有，就要找到你当面质问，为什么破坏红军的纪律，那是毫不客气的。”
“董老太难得了，他是品格高尚，言行如一。”毛泽东赞叹道，“象你们这样一个连队，那是最麻烦，最啰嗦，最难办的，给谁说谁也不愿干。可是恩来同志跟他一谈，他就接受了。他说，‘我就是一块破布，一块打补丁的布头。我就是补洞洞的。你们叫我补帽子，我就补帽子；你们叫我补裤子，我就补裤子。反正什么工作也要人做，洞洞也要补，俗话说，小洞洞不补，大了两尺五嘛！’”
“董老确实了不起！”
由于兴奋，毛泽东黑瘦的脸上，泛着一层红光。他从铺上坐起来，感情深沉地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很难找的。也是共产党有幸，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我们党拥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和群众结合起来怎么会不胜利呢！”
说到这里，贺子珍那双晶亮的眼睛闪射着小火花似的光芒。她望着毛泽东说：“润之，这个长江我们能过得去吗？”
“过得去！子珍，我告诉你，一定过得去！”毛泽东充满顽强自信地把手一挥。“当然，不好好打几仗，不敲掉他几个师，那是过不去的。我要一个一个地来收拾它！”
小吴已经把晚饭打来。揭开那个毛泽东常用的蓝搪瓷多层饭盒，里面是热腾腾的苞谷饭，还有一盒炒萝卜丝。毛泽东嚷道：“我的辣椒呢，小鬼，快把炸辣椒拿出来，招待招待我们的客人嘛！”
“有，有，”小吴立刻端过来一大碗又红又亮的炸辣椒，嘻嘻笑着说，“这是少不了的！”
的确，不管饭菜如何，只要有了炸辣椒，毛泽东就眉开眼笑心满意足了。夫妇两个吃起来，不一时，毛泽东就满头大汗。他望望贺子珍，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住筷子问：“你觉得刘英同志怎么样？”
“这同志蛮好，蛮热情的。”贺子珍说，“今天要不是她，我还可能来不了呢！……你问她干什么？”
毛泽东神秘地笑了笑，说：“我想给她介绍一个人。”
“谁？”
“你说是谁？”毛泽东笑着反问，“这里，就剩下洛甫同志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了！”
贺子珍沉吟了一会儿，说：“好是好，就怕刘英不同意。”
“为什么？”
“她最怕生孩子。今天在路上她一见我就说，遭罪呀！遭罪呀！反正我是不结婚的！”
“当然不要马上结婚。我也不准备正面提出，只是给他们创造一种条件。”
说到这里，他又低声地说：“我已经同富春同志商量过了，现在还缺一个秘书长管生活的，我们准备把刘英调来，她一个女同志在下面跑也太辛苦了！”
饭后，天已经黑下来。贺子珍提出当晚要赶回连队。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员还是把她留下来了。
第二天破晓，在一片鸡鸣声中，毛泽东将贺子珍送到村边，扶她上了一匹小黄马，一面嘱咐小吴送她回连。这时，全村的鸡鸣此伏彼起，正以迎接光明的热情唱起嘹亮的晨曲。毛泽东微笑着问贺子珍：“它们叫得多起劲呀，你能听出它们有什么特殊么？”
“我听不出来。”贺子珍在马上微笑着说。
“我也听不出来，不过这就叫鸡鸣三省呀！”
（十九）
一九三五年的二月六日，正是春节大年初三，中央红军冒着鹅毛大雪来到扎西。磅礴的乌蒙山已是一片银白世界。要在和平年代，飞雪迎春，该是多么富有诗意，而此时此刻，对衣着单薄的红军来说，是又多了一层严酷了。
扎西，一名威信，在乌蒙山麓扎岭之西。说是一座县城，没有城池；说是一个镇子，不过三百来户人家，星星散散分布在一个个盆地上。周围都是农田，市街狭小，房屋破旧，只有几家铁匠铺和两座寺庙。它给人以极其荒僻冷落的感觉，好象到了世界的尽头。毛泽东见人们嫌这地方过于荒凉，就笑着说：“你们在这里好好地歇几天吧，不要担心敌人来了。”人们说：“毛主席，你怎么知道敌人不会来呢？”毛泽东笑着说：“他到这山上来吃么子呀！”
确实，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进行休息整顿，也就很难得了。由于这时部队减员太多，为了充实战斗部队，全军首先进行了整编。各军团，除一军团外，都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三万多红军编成了十六个大团。一军团由三个师九个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三军团损失较大，由三个师编成四个大团；五军团和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八军团并入了五军团。干部层层下放，机关也尽量精简充实前方。那时，干部能上能下，当了师长当团长，当了团长当营长，都自自然然，并不觉得有什么别扭。令人振奋的是，在这里还进行了扩大红军的活动，真是一呼百应，短期内竟呼啦一下子扩大了三千多人，也说明这里的农民是如何地渴望着革命了。
随着整编，部队还进行了轻装。从江西出发以来，经过频繁的行军战斗，那些兵工厂笨重的机器，造币厂、服装厂、印刷厂的各种设备，早已丢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些珍贵的东西却仍然舍不得丢。例如卫生部的那台X光机，就是这样。当领导上决定将这台机器留在扎西的时候，首先卫生部长贺诚就思想不通。真也难怪，这台德国制造的很好的X光机，它本身就有一段动人的历史。当时中央苏区很需要这样一台机器，地下党在上海买到了，却无法通过重重封锁运进苏区。后来一些聪明的同志就把它装进棺材，装作运送灵柩才搬到了中央苏区。这其中经历的惊险曲折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尽述。这台机器在苏区也很出了一些力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遭敌机炸伤，就亏了它才找到那些弹片。何况从江西抬到这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扎西又流了多少汗水！长征一开始，贺诚就担心他的这件宝贝，专门做了一个比棺材小一点的箱子把它装起来，由两个民工抬着；附件装在两个小箱子里，由一个民工挑着。民工找不到，就由管理它的两个小青年去抬。夜行军走在山路上，对它就象伺候老爷爷似的，又怕摔了，又怕碰了，前面还要有人打着火把。现在把它弄到这里，贺诚怎么舍得把它丢下呢！
这样，毛泽东只好把贺诚找来，亲自谈话。
贺诚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又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做过地下工作，是专门为了加强中央苏区的卫生建设调到中央苏区来的。毛泽东对他一向很客气，一见面就说：“贺诚同志，听说你有一件宝贝，很不舍得丢呀！”
贺诚知道说的是X光机，就笑着说：“是呀，毛主席，我是不舍得丢，恐怕您也很心疼吧！”“心疼是心疼，该丢还是要丢嘛！”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打运动战，带着这些罗罗嗦嗦的东西怎么行呵！连山炮我们都丢到赤水河里去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情况是看得很清楚的，不好好打几仗，这个长江能够过得去吗？”
贺诚不言语了。毛泽东又笑着说：“贺诚，不要不舍得吧。我们要的不是一架X光机，我们要的是全国政权！等全国解放了，蒋介石的那些东西，你去接收就是了！”
几句话就说得贺诚笑起来。
第二天，这件被称为“照病机”的宝贝就藏在一个农民家里。红军走后，国民党的县长以悬赏二十万元的高价，来找这架X光机，也未得手。直到一九三六年，由于一个豪绅告密，这件X光机才被搜出运到昆明。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在扎西休整数日后，敌情渐趋严重。川军以潘文华为总指挥的十几个旅，正从古蔺、叙永、兴文、珙县、高县、筠连等地压迫过来；滇军以孙渡为总指挥的四个旅，由盐津、镇雄压迫过来；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由毕节等地压迫过来；黔军的何知重等部仍扼守赤水河的土城、二郎滩等地。这样就又形成了一个四面合围之势。很明显，这是要将中央红军歼灭在横江以东，赤水以西，兴文、叙永以南，毕节、镇雄以北的地区内。今后红军如何行动，中央领导间商讨过一次，但未得出最后结论，周恩来通知各领导人继续考虑。
刘英已经调到中央来了。她的职务是秘书长，实际上侧重管各领导同志的生活。由于女同志那种对人的特殊的关怀，她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工作起来是太不顾自己了。尤其是他那头发长得叫人不能忍受。她提过几次要他理理发，都回说没有时间。这天天气晴和，有点暖融融的，她就找理发员烧了一锅热水，随后来请毛泽东理发。
毛泽东住在苗家一座简陋的小木楼上。刘英进了院子正要上楼，被警卫员小吴拦住。刘英说：“小吴，我是叫主席理发的呀，你瞧他那头发长的！”
小吴摇了摇手，神秘地说：“秘书长，你还是等一等吧。今天吃了早饭，他就把门关起来，还交待说，谁也不许进来！”
刘英只好坐在院子里一个小木墩上，和小吴一边晒太阳，一面闲聊。看看等了一个小时，心想烧的那锅水恐怕凉了，就有点坐不住了。
“我到上面看看去，”她说，“如果他真忙，我就回去。”
“那你可轻一点。”小吴说。
刘英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见房门关着。她顺着门缝往里一望，见毛泽东坐在一张矮凳上，守着火塘，正披着棉衣，手里捧着衬衣捉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