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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谋已久的李斯，一开口直奔要害，侃侃而言道，“方今天下，华夏文字至少有七种形制，官民写法至少有八种。是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制，书体异形’。言语异声者，世间最难一致之事也。即或有官定雅言，亦难一统天下万千百种地方言语。故此，言语一统暂不为论。当此之时，文字若再不能一制，则华夏文明将无以融合沟通！文字若同，言语异声便不足以构成根本障碍。毕竟，书文交流有同一法度，华夏文明便有同一血脉交融。唯其如此，文字改制，势在必然！”
“丞相之论大是！”胡毋敬程邈异口同声，赵高红着脸连连点头。
“文字改制，三大轴心。”李斯开始了具体部署，“其一，核定七国文字总量，一一确定每个字是否进入新制文字。此间尺度，需慎重考量。其二，确定一国文字为基准，统一改制其余六国文字。此间尺度，即是否以秦国文字为本，须考量诸多方面。陛下之意，无论以何国文字为准，必得使天下人心服。”
“正是此理。”嬴政道，“秦人蛮夷，文明个样子出来教天下人看！”
一言落点，在座四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改制文字而不求以秦文字为根本，皇帝的胸襟无疑使这四位大书家感佩不已。说起来，李斯是楚人，程邈是韩人，赵高是赵人，胡毋敬是齐人，没有一个是老秦人。然则，谁也没有对皇帝的说法有丝毫的不认同。根本原因，便是在多少年的风雨中，他们都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血肉性命乃至整个家族部族的命运融进了秦国，没有一个人不以为自己是这个质朴硬朗的西部大国的子民。而今天下一统，皇帝的这句秦人话语倒是分外有亲切感了。
“其三，确定一种清晰无误之书体，使任何字，都能看清间架笔画。”李斯精神分外振作，继续着改制部署，“也就是说，人可以不认识这个字，然一定能看清这个字！程邈当年获罪，正是字有连笔而大形相近，以致被辎重营将军错认宜阳为南阳。此点，虽说于公文尤为重要，然于书文传播、商旅账务、民众生计等，亦同样重要！”
“如此三事，件件至大，须得有个分工领事。”资望最深的胡毋敬说话了。
“我意，三件大事实为两面，前两件一面，后一件一面。”李斯笑道，“奉常胡大人执掌举国文事，可领前两事；太仆赵高、御史程邈可领书同文一事。诸般实施，一体由程邈执掌。凡事不能决者，到丞相府会商方略，而后报陛下定夺。”
“其实，最大书家是丞相！”赵高猛然插了一句，额头渗出了涔涔汗水。
“太仆之书，亦工稳严谨也。”胡毋敬倒是破例赞赏了赵高一句。
“小高子多大才具，得他做完事，由你等说了算。”嬴政突然喊出已经很少出口的对赵高的贱称，又揶揄地看了赵高一眼，似乎刻意在提醒着什么。第一次以朝臣之身在这座自家最熟悉不过的书房参与朝会，赵高亢奋得手心额头不时冒出汗水。可目下皇帝一句贱称竟如一剂神奇之药，赵高心下顿时舒坦，汗水没了，脸也不红了，只盼皇帝再骂自家几句。李斯胡毋敬两人，则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程邈有些不知所措，也跟着笑了。
小朝会之后，胡毋敬的奉常府立即忙碌了起来。
两件事各有繁难。全面勘定七国文字，相互参补而最后确定华夏总字数，这件事难处在数量大活路细，稍不留神便有脱漏。胡毋敬原是太史令，几乎熟悉所有的才具文吏，当即从下辖各府遴选出一百三十余人，组成了一个堪称庞大的勘字署，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劳作。确定文字基准，难处则在于梳理文字历史脉络，参以现行七种文字各自的数量多寡、表意丰薄、形制繁简、书写是否清晰等等方面，最终方能确定。可以说，这件事实际是一次浩繁的文字考据工程，比勘字更见治学功底。反复思忖，胡毋敬从博士宫遴选出了六位儒家博士，自家亲自主持，立了个名目叫文字春秋署，博士们一口声喝彩。毕竟，战国之诸子百家，论治学还得说儒家功力最厚。孔子作过《春秋》，编过《诗经》，给《周易》补写过爻辞，件件都做得缜密仔细无可挑剔，成为天下公认的经典。自孔子之后，儒家治学蔚为风气，及至子思、孟子师徒更是发扬光大。若非儒家始终坚持复辟周道，定然另外一番气象了。
一个月后，六位博士一致认为：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乃是秦国文字，而不是山东六国文字。胡毋敬大是惊喜，却丝毫未显于形色，反倒是黑着脸道：“文字基准要服天下之口，诸位且说其理何在？”这六位博士是李克、伏胜、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后四人后来成为西汉初的“商山四皓”。六人皆不善言谈论战而学问扎实，在博士中别具一格，治学正当其任。六博士人各阐发论据，整整说了两日。六博士论证被全数整理出来后，胡毋敬参以自家见解，写成了长长一卷《华夏文字流变考》，这才来到丞相府。
李斯浏览一遍，不禁拍案感喟：“华夏正字居然在秦，天意也！”
列位看官须知，华夏文字历经数千年，至春秋战国经五百余年多头散发，其流变传承已经鲜为人知了。就其本原说，华夏文字产生的根基有两个：一为象形，一为表意：象形与表意的先后，便是后世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所描述的大过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类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依，即谓之字。”宋代学者孙星衍，则对这一大过程概括为：“仓颉之始作，先有文（象形），而后有字（表意）。”
滤去漫漶神秘的传说色彩，这一历史大过程的真实面目是：
最初，人们基于种种需求，开始有了最简单的直线刻划符号。后来，开始画出某物之形，而使对方能够辨识。这是最初始的象形，实际便是简单图画。远古人们画的物事日渐增多，画法便有了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则。随着规则的渐渐普及，对物事的画法也越来越简练，大体具有抽象特质的象形字便出现了，只不过依然带有画的底色。后来，人们在直面交流之外，间接交流的需求日益强烈，许多事情也需要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使象形之画进一步具有表意功能的需求。许慎说这种需求的产生，基于克服“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的作假行为，应该也是一种独到评判。于是，到了黄帝时代，象形与表意两种功能都经历了漫长的锤炼，黄帝便下令将这些象形表意之字（画）整理出来，公布出来，以作天下人群写划的共同标准。承担这一使命的，据说是史官仓颉。于是，有了仓颉造字的传说。究其实，没有必要怀疑仓颉造字的历史传说。毕竟，无论文字是如何长期自然形成，每个阶段的质变提升，都必然有统事者的创造劳作。如同目下秦国的文字改制，以及后世任何一次文明改制一样，没有才具出色者的具体劳作，阶段飞升是不可能完成的。
自有了最初的一批文字，华夏文字便以书写刻划材料的不同，而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原因很简单，在不同材料上书写刻划文字，需要不同的工具，书写刻划出来的字形也不尽相同。于是，黄帝之后的文字，有了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
陶文者，刻划于陶器上之文字也。这应当是字画成为文字的最早形式。大禹立国，始有夏代，其时的文字大多刻划在陶器上。当然，或可能也在甲骨上镌刻文字，或可能也在青铜器上镌刻文字。因为，有禹铸九鼎而镌刻九州之图并物产贡赋的说法。然则，这两种有可能的书写形式，都不是夏文字的主流形式。是故，夏代文字之真实面目，到战国末世已经无从确指了。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的文字，因大多刻于龟甲之上，后世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是真正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文字系统，其书写方式已经摆脱了画的特质，而具有横平竖直的文字书写特质。然，甲骨文仍有明显的不足。其一，文字量很少，不足以应对后来的天下需求。后人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三千多个应用字，能辨识者千余字。即或加上有可能未曾应用的文字，大约总量也不会超过五六千字。其二，书写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师徒传承各自不同，很容易造成混淆。其三，因刻划材料的稀缺，刻划技法的专门性，甲骨文主要为王室纪事、占卜之用，很难在普通官署与民众中普及，文字的作用大受限制。
金文，是殷商中后期与周代的文字，因大多刻铸于青铜器之上，世称金文。西周时期，金文已经大大超越了甲骨文，成为基本成熟的文字系统。其一，金文的文字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基本可以叙述一件事情的进行过程了。诸多贵族每逢大事，便铸造特定形式的青铜器，将这件大事的来由刻铸在该青铜器之上。后世发现的《毛公鼎》，其文字量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足见一斑。其二，因青铜器不易损毁，又是可以人工制造之物，每铸可能多件，文字传播便优于甲骨文许多。其三，书写形式已经相对简单，比形制古奥的甲骨文易于学习，且已经有了初期的书法风格。其四，在金文蓬勃发展的周代，由于文字已经为相对多的人掌握，其余书写材料也大量出现于普通官署以及国人（非奴隶平民）之中。皮张、丝帛、竹片、木板、石板、石块等等，都可能成为刻划文字的物事。只不过王室贵族的官方书写形式的主流一直是青铜器，是故称为金文罢了。
史籀文，大体是西周中后期与东周前期（春秋早期）的文字。周宣王时，叫做籀的太史奉命整理出大约九千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是以世称史籀文。史籀文的实际意义在于：这是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在华夏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形式公布标准文字。应该说，周室太史令的九千余字便是当时的正统文字。因后世唐代发掘出十个鼓形的石块，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经》风格的四言诗，记述秦国国君的狩猎状况，文字形制便是早已失传的春秋早期的史籀文，故而后世将史籀文也称为石鼓文。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于镐京之乱，被封为大诸侯国，合法继承了周人故地。久居边陲而半农半牧的秦人，忠实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文字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史籀文。后世王国维云：“《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盛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籀篇》独行于秦之一证。②”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秦国，将史籀文奉为标准教材，童稚发蒙学字，学的便是这种华夏正统文字。学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间纪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为国家文字。直到战国之世，秦国始终使用的是西周王室整理颁行的史籀文。
然则，自春秋开始，山东诸侯的文字却有了另外一番变化。由于天子威权松弛，由于诸侯自治不断扩大，由于整个天下日渐活跃，由于文字书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