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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第一次大战的暴虐，狄华达发誓将帮助他的家庭度过另一个难关。他没有经济上的担忧，因为他在战争早期就卖掉了一些不动产。他有着高度的自信，他的冷静安慰了乔治、保罗和伊利莎白。斐热格·耐格，当时是一个13岁的男孩，回想起他的父亲那年春天做的充满伤心和恐惧的猜谜游戏：预言他的家庭和朋友中有多少人将要消失。至少有半数被他父亲不幸言中。他的父亲缓了口气，胸有成竹他说：“不会是索罗斯一家，不会。”
狄华达是个幸存者，他将照看他的家庭。
在后来的12个月里，有狈万布达佩斯犹太人被杀，鬼使神差般地证实了斐热格·耐格的父亲的预言。幸存者，包括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家庭，经历了可怕的日日夜夜。
纳粹当局给布达佩斯犹太人委员会以这样的重任：在犹太人社区传播、张贴驱逐犹太人出国的告示。委员会却把这个可怕的任务推给了幼稚孩童。
乔治就是其中之一。
在委员会办公室，人们给他一些暑了名字的小纸片，每张纸上都命令某人次日早九点向犹太教学校报道，并带上一张毯子和二十四小时的食物。
乔治向父亲请教，向他展示了名单。他看到了父亲脸上扭曲的表情——纳粹正在搜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律师。
“传递好告示，”他教导他的儿子，“但要告诉每一个人，这些是驱逐告示。”
乔治照做了，但他发现一些他已告知的犹太人不准备躲开纳粹，即使这意味着被驱逐。
要是纳粹宣布犹太人律师将被驱逐，那就是法律，应当遵守它。
“告诉你父亲”，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守法公民，我过去一直如此，现在也不会去违法乱纪。”
第二节 父子大逃亡
在这可怕的时期，狄华达·索罗斯是个应付自如的父亲。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头上悬着绞刑架——死者可能是乔治，如果纳粹发现他是犹太人。去集中营的旅行恶梦突然变成了可怖的现实。
“这是一个无秩序的占领，”狄华达告诉儿子，“正常的法律不适用了。你得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
狄华达教导乔治如何在这“不正常”的情景下行动。为确保他的儿子不被纳粹当局带走，狄华达贿赂了一个匈牙利官员，允许他的儿子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官员的儿子在农业部出没。狄华达还为儿子买到了假身份证，它成为儿子生存的关键。
在战争期间，乔治·索罗斯变成了西诺斯·克以斯。
狄华达也向那官员的犹太人妻子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使她能躲过纳粹。后来的几年，乔治·索罗斯委婉地称他父亲的行为是纯粹的“商业交易”。
狄华达贿赂过的匈牙利当局负责没收那些已被送往奥斯威辛的犹太人的财产。
乔治陪伴他们走遍了这个国家。
这位少年的冒险不可尽数。“我要是被抓住，可就死定了。”乔治如斯说，其表情仿佛根本不知道他的处境有多危险。
躲藏很重要。一个藏身之地就是一个地窖，砌在石墙里。沿着上下起伏、狭窄局促的石阶可进到里面去。在地窖里的另一藏身之处，有更多的掩蔽物，在一道锁着的门的另一边。
这个家庭藏在第二个地方，也就是里边的那个。
乔治和他的家庭共有十一处藏身之地。他们常常在朋友的阁楼或地下室呆上几个星期，但从不知他们会一下失去这些避风港。要是14岁的乔治在此期间经历了恐惧，日后他也决不会承认。
的确，对化来讲，那年月是一次冒险。
一次，狄华达和乔治都藏在一个地方，用的都是非犹大人身份证。他们相互问话，但不是以父子身份，以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另一次，当索罗斯窝居在一个地窖里时，乔治、保罗和狄华达做游戏以打发时光。他们赌一点糖果，当乔治或保罗赢后，他可吃赢的东西。狄华达可能回想起一战时的一个古老的生存游戏，他拒绝吃赢来的糖果。
乔治发现1944年战争中的经历非常刺激，他后来把那段时光描绘成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他感觉自己仿佛是电影中的英雄英蒂拉·约尼斯，胆量超群，没有凡人的恐惧。有狄华达在，大不相同：乔治十分为他的父亲自豪，被他的自信激励，认为他是个真正的英雄。
说到明显的错误，倒是狄华达教会了乔治终生难忘的生存艺术。
一：冒险是正确的。
二战后期，整天用生命去冒险，狄华达才相信大多其他冒险是值得的。
二：当冒险时，不能孤注一掷。
决不要什么危险都去拼搏一番，那是元知的，不现实的，多余的。
为躲诱纳粹，乔治·索罗斯除冒险外别元选择。他接受那些假身份证时，他知道暴露就意味着死亡。
他无需生死决择。他可以冒险而不必担心失败会夺走他的一切。他甚至享受冒险，只要给自己留出口复的余地。
“我渴望生存，”在他成功的顶峰，1992年，他告诉一个电视记者，“不要冒毁灭性危险。”
战争还给了乔治以其他教训。
我们已提前得出了主题，这些感知不必与世界的真实状况相对应。乔治得到的教训是：“在现实与感知之间的突破。”
当他日后编织人生哲理与金融市场理论之网时，他始终探讨的正是这个“突破”。
第三节 独自飘零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了，犹太人和非犹大人不再分成两个班级。乔治15岁了，他喜欢别的经历了纳粹创伤的同学，他们早熟了。那个创伤在许多同学身上还很明显。坡·特泰尼回忆说：“班里的纪律令人恐怖。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小手枪，带着它上课，有支枪是好事，它使我们显得成熟。但这非常幼稚。”
洛拔岛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的家庭，于1945年春天来到了洛拔岛——战后的初次回访。他们互讲战时故事，重述他们如何努力生存，谈论近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他们所设想的战后匈牙利可能发生的事紧紧相连。
他们无不思索一个苦恼的问题：
一个人应离开祖国吗？
躲过了纳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恶梦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
索罗斯一家的朋友充满希望，急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另一些人则怀疑，冷嘲热讽。他们只要还能拿到护用，就随时准备卷起铺盖离开。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类人。他感到，是离开匈牙利向西远征的时候了。
1947年秋天，还在索罗斯17岁时，他便只身离开了祖国。他的哥哥保罗因急于完成他的工程课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尔尼，尔后马上去了伦敦，一个听起来对青少年颇富吸引力的地方。多亏他的父亲，乔治才有足够的钱旅行。但在那里当他的父亲给他的供应不济时，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他只能依靠婶婶，她已在佛罗里达安顿下来。尽管英国应该能力索罗斯安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钱太拈据，伙伴太少，不能享用这个城市提供给他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小插曲之一。他孤独，实际上已心灰意冷。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坐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他半带幽默地思量：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数年后，他回想起当时他甚至羡慕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他没有。
临时工作完了还是临时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为“互助项目”的一部分，转到了一家农场打工。他当时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农场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计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业的缩影）。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佣工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在塞夫奥尔克，他收摘苹果。他也干过家庭漆匠，以后还常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画家。
零工、贫穷、孤独，事实上无乐趣可言，后来的许多年里，乔治部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我把这些·恐惧端出来一一：并不怎么好。害怕再次触及、掉人那样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第五章 莘莘学子
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全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
第一节 书山寻路
1949年，乔治·索罗斯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注册上学了。伦敦经济学院，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不管你想从事什么社会职业，还是只想做一名学者，这里都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学院吸引了大批国外学生；一般认为学院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这里任教。对于象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学生，既想接受经济方面的实际训练，同时，又热切地想学习当前的国际政治趋向，因此，这里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参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讲座，也选修了199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米德的课程。“不过”，后来索罗斯表白说，“我没有从米德的课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乐园，其中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奇·伍恩·海克，一个是富有声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这两个人使乔治·索罗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极大的热情寻求打开那些闭关自守的社会。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农奴制之路》一书中，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是破坏自由繁荣的制度的。
然而，卡尔·波普的影响更大。虽然波普以他的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而著称，但是，他于1951年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却成了乔治·索罗斯理性生活的基础。
年轻的索罗斯已经成熟，他写了一本探索人类社会性质的书。他对独裁统治有深刻的体验，首先是与纳粹党人的接触，尔后是同共产党人的交往。现在，他在英国第一次尝到了民主的甜头。他急切地想把个人的体验放人一个理性的境地。波普的书为他提供了这种框架。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论证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所有的人只能有同一个信仰；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波普所讨厌的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在“开放”社会，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可以互融，而不管有什么样的压力。波普论证说，不管怎样，开放社会是“不确定和不安定”的，它比“封闭”社会要先进。
虽然索罗斯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学士学位课程，但是，他还是决定，在伦敦经济学院再呆一年，直到1953年春他能够获得学位。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索罗斯寻找波普，想从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