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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47）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8）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9）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简称“抗大”。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经常为抗大讲课。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有一个学生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认为他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50）。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51）
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毛泽东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2）
但是，对于抗大中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则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公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在抗大校长罗瑞卿写的报告上很快作出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认为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在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53）
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出二十多万干部，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54）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56）。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二十五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断的状况下。抗战爆发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