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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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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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