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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甲寅（十四日），太宗车驾行幸洛阳，命令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留守。
＇16＇郭孝恪琐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谓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16＇郭孝恪押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儿女到了太宗行幸的洛阳，太宗敕令宽宥他们。丁巳（十七日），太宗对太子说：“焉耆王不去访求贤臣辅政，不用忠良谋划国事，自取灭亡，颈手被捆束，漂泊万里。人们因这件事而想到畏惧，也就懂得什么是畏惧了。”
己巳，畋于渑池之天池；十一月，壬申，至洛阳。
己巳（二十九日），太宗在渑池县的天池打猎。十一月，壬申（初二），回到洛阳行宫。
前宜州刺史郑元，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前宜州刺史郑无已经退休在家，太宗因为他过去曾跟从隋炀帝讨伐高丽，特意将他召到行宫，问他讨伐高丽的计策，郑元答道：“辽东路途遥远，运粮较为艰难。高丽人善于守城，攻城不能很快攻下。”太宗说：“今日已非隋朝时候可比，你只等着听好消息吧。”
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俭诣洛阳。至，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上悦。
张俭等率领的部队正赶上辽水发大水，长时间渡不了河，太宗认为他们害怕对方，急召张俭到洛阳。张俭到后，详细陈述山川地势的险恶与平易，水草的丰美与恶劣，太宗听后很高兴。
上闻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太宗听说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打仗，便召见他问以方略，赞扬他才思敏捷，慰勉他，说道：“你有将相之才，朕将要对你有所任用。”程名振失礼不拜谢，太宗假装恼怒，以观察他的态度，说道：“关东一个山村野夫，得到一个刺史职位，便认为是富贵之极了！你竟敢在天子身边，言语粗鲁，而且还不拜谢！”程名振谢罪道：“我本是粗疏之臣，未曾亲身恭奉过皇上的垂问，刚才只想着如何对答，所以忘了拜谢了。”举止自如，应答更为清楚。太宗
于是感叹道：“房玄龄在朕身边二十多年，每次看见朕斥责别人，脸色惶恐不能自持。程名振平生未曾见过朕一面，朕一时责怪他，竟会毫无惧色，言语没有差错，真是天下的奇人！”当日即拜官为右骁卫将军。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于安萝山。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于是凡顿舍供费之具，减者太半。
甲午（二十四日），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江、淮、岭、峡四州兵马四万人，又在长安、洛阳召募士兵三千人，战舰五百艘，从莱州渡海直逼平壤；又任命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六万人以及兰、河二州投降的胡族兵马进逼辽东，两支部队合围并进。庚子（三十日），各路大军会集在幽州，太宗派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行在安罗山监督众工匠制造练习登高冲锋用的云梯。当时远近的勇士纷纷应召当兵以及献出各种攻城器械不计其数，太宗都亲自加以挑选淘汰，取其方便简易的器械。又手书诏令传令天下，说道：“高丽盖苏文杀死君王肆虐百姓，其情形实在是忍无可忍！如今朕要亲自巡幸幽、蓟二州，向辽东、碣石一带兴师问罪，所经过之地的营房，不要过于劳费百姓。”而且说：“从前隋炀帝残暴百姓，高丽王却对百姓仁爱，以人心思乱的军队去进攻求安思和的民众，所以不能取得胜利。现在朕略说必胜之道有五条：一是以强大进攻弱小，二是以顺应时势去讨伐倒行逆施，三是以安定去乘机进攻敌方的内乱，四是以逸待劳，五是以百姓悦服的国家去进攻百姓积怨的国家，何愁不能取胜！以此布告黎民百姓，不要产生疑惧。”于是各种行军征战的物资费用减少了一大半。
＇17＇十二月，辛丑，武阳懿公李大亮卒于长安，遗表请罢高丽之师。家余米五斛，布三十匹。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17＇十二月，辛丑（初一），武阳懿公李大亮在长安去世，遗书请求停止进攻高丽。他家中只剩余五斛米，三十匹布。亲属早死成为孤儿，被李大亮收养的十五个人，如同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服丧。
＇18＇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18＇壬寅（初二），前太子李承乾死于黔州，太宗为此不上早朝，以国公礼安葬。
＇19＇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19＇甲寅（十四日），太宗下诏令各路大军以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兵几路进攻高丽。
＇20＇初，上遣突厥俟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20＇起初，太宗派突厥俟利可汗北渡黄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担心自己部落叛归其原来的主子，内心十分不满，便在漠北埋伏下轻骑兵，想要袭击俟利。太宗派使者传文告诫，不得相互攻伐。真珠可汗答道：“大唐天子有命，怎么敢不遵从呢？然而突厥人反复无常，当年没有灭亡的时候，年年进犯唐朝，杀人成千上万。我认为大唐帝国打败他们，应当将他们全部降为奴隶，赐给唐朝百姓；却反而抚养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对他们的恩德太过分了，最后结社率还是反叛了。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用人的道理对待他们呢？我承荷大唐深厚的恩德，请求为大唐天子诛灭他们。”从此多次相互攻伐。
俟利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候利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俟利北渡黄河后，拥有十万民众，士兵四万人，俟利不能安抚统御，众人都不服从命令。戊午（十八日），众人都抛下俟利南渡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夏二州之间，太宗答应了他们。众位大臣都认为：“陛下刚刚派兵远征辽东，而又将突厥人安置在河南一带，离京师很近，怎么能不成为后患呢？望陛下留下来镇守洛阳，派遣各位将领东征高丽。”太宗说：“夷狄族也是人呐，其人情与中原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身为君主应该忧虑恩德不施及百姓，而不必对少数族人横加猜忌。勤施恩德，则四方民族可以使他们如同一家；多加猜忌，则亲骨肉也不免成为仇敌。隋炀帝暴虐不道，早已失去了民心，隋朝东征高丽，百姓们都断手足以逃避兵役，杨玄感率领运送粮食的士卒在黎阳造反，并非夷狄等族制造祸患。朕现今征伐高丽，都是征发愿意从军打仗的，召募十人得百人，召募百人得一千人，没有征召从军的，都满腹怨言，岂能与隋朝东征时百姓怨恨相比？突厥本是贫弱的民族，我大唐接收并养护他们，估计他们感恩戴德的想法刻骨铭心、深入骨髓，怎么肯成为祸患呢？而且突厥人与薛延陀欲望爱好大略相同，他们并没有北面投奔薛延陀而却南下归顺我们，可见其真情实意。”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注，记上我说的话：从今往后十五年，可保没有突厥的祸患。”俟利已经失去部众，便轻骑入京朝见，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十九年（乙巳、645）
十九年（乙巳，公元645年）
＇1＇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1＇春季，正月，韦挺犯有渎职罪，因事先没有巡视漕渠，运送大米的六百多条船只在卢思台旁边搁浅。他带上刑具被押送到洛阳；丁酉（二十八日），韦挺被除名罪官，由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他的职务。崔仁师也因此免官。
＇2＇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2＇沧州刺史席辩犯有贪污受贿罪，二月，庚子（初二），太宗诏令朝集使前往刑场观看，当众斩首。
＇3＇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3＇庚戌（十二日），太宗亲自统率各路大军从洛阳出发东征，任命特进萧为洛阳皇宫的留守。乙卯（十七日），太宗下诏：“朕从定州发兵后，便由皇太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