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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1927年9月初部署秋收起义，把起义农民和安源工人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这个日子对毛泽东太不寻常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以他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为核心，秋收起义是他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篇之作。四十九年后的这一天，毛泽东溘然仙逝。
当毛泽东指挥秋收起义的时候，粟裕正在南征途中。他作为警卫队的战士，随陈毅麾下的勇士们艰苦转战。在壬田寨打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大胜仗，歼敌一个多师。后来粟裕回忆说：“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振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保卫着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
9月23日，部队占领潮州、汕头。粟裕所在的警卫排奉命留守潮州，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9月26日，起义军在牛屠地召开群众大会，数万工农群众参加，周恩来、贺龙、叶挺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振奋人心的讲话，激发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激情，起义军的声威大振。
留守潮州的起义部队是第二十军第三师。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主力向揭阳进军，迎击陈济堂的部队。
当时潮汕一带是国民党将领李济琛所属第八路军的防地。
李济琛的一生有一个大转折，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粉墨登场。在1927年前后的李济琛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若干年后，他成了国民党的左派首领、进步的民主人士，成了共产党的好朋友，这是后话。
李济琛的部队集结于梅县附近。当发现起义军越过大埔、三河坝直趋潮州时，便把其进攻方向由梅县转向潮汕。陈济棠奉李济琛之命，指挥东路军以一部进占丰顺城，主力进占汤坑。
黄绍竑奉李济琛之命从背后围追起义军。钱大钧指挥的右翼部队切断了起义军的退路。
起义军兵分两处，两处都是易攻难守的地方，而且众寡悬殊，陷入被动地位。守在潮州的勇士们中间就有粟裕。
战斗打响，双方在汤坑附近发生激战。起义军击溃敌军的一次进攻，从俘虏口中得知敌军的大部分兵力在围攻潮州。贺龙急令周逸群指挥潮汕卫戍部队死守潮州，并调兵遣将增援潮州。
战斗非常激烈，贺龙、叶挺的指挥部不得不经常转移。每转移一次，就有炮弹打进原来的指挥部。后来潮汕一带民间传说贺龙有神灵相助，炮弹不能接近。
双方彼此冲锋各数十次，形成拉锯战。
9月30日晨，起义军陷入重围，弹药消耗殆尽，人员伤亡严重，不得不退出战斗。敌军伤亡更大，已无力组织追击，也不得不退出战斗。
起义军退到揭阳，贺龙把三十支枪和九千发子弹送给当时的中共揭阳县委。他说：“愿南昌起义的枪在各地都能打响。”
起义军投入潮汕战斗的兵力是六千多，撤出潮汕时仅存二千多官兵。这二千多官兵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经过几千里转战之后幸存的精华。用“火种”
二字形容他们或许并不为过。粟裕就是这二千多官兵中的一员。
撤出潮州，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了饶平，陈毅率领的从潮汕撤退下来的队伍与朱德率领的十一军二十五师、九军教育团会合在一起。朱德和陈毅率领队伍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
队伍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
从饶平出发时，起义军的处境非常险恶。敌人又纠集了四万多军队，围攻仅有两千五百人的起义军。而起义军是刚从各个方面会合起来，在严重的失败打击之下，组织上和思想上相当混乱。这时，与周恩来等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在部队中的最高首长就是第九军军长朱德。
用粟裕后来的话说：“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
朱德和陈毅率部急行军，于10月中旬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国民党钱大钧的一个师穷追不舍。起义军在武平立足未稳，钱大钧部即追至武平。起义军不得不在武平打一场退却战。
在武平，粟裕第一次负了伤。
朱德指挥起义部队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随后命令粟裕所在的警卫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部队转移。
敌人进入武平城，追出西门。
警卫排奋力阻击，敌人纷纷溃退回城里。
完成任务，警卫排追赶大部队。
起义军向西北行十多华里，到石径岭附近，于悬崖峭壁之间有一个隘口，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反动民团在起义军到达之前占据了这个隘口。
朱德指挥队伍疏散隐蔽，尔后带几名警卫战士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攻击。敌人才惊恐而逃，起义部队顺利通过隘口。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握驳壳枪，指挥后续部队。
接着，朱德令粟裕他们一个排掩护主力撤退。当他们打退了追击的敌人后去追赶部队时，一颗子弹从粟裕的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他觉着受了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去，身体动弹不得，但心里倒还明白。他依稀听见警卫排长说：“粟裕呀，我们不能管你啦！”
排长卸下粟裕的驳壳枪，带领全排战士走了。
粟裕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他觉着浑身无力，爬不起来。
无论如何要赶上部队！一一他想。
粟裕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
粟裕是位顽强的英雄汉，站不起来，他就顺着山坡往下滚，然后艰难地爬到路上。
当几名追赶大部队的起义战士沿着山边走来时，他们帮助粟裕爬出水田，替他包扎好伤口，搀着赶上了部队。
山区10月，已是凉气袭人，起义军的官兵们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的单衣，几个月来转战几千里，身上的衣服已破烂不堪，鞋子也早已穿烂，他们既没有打草鞋的材料，也没有打草鞋的时间。有的撕块破布把脚包起来，有的干脆赤着脚。为了防备反动民团的袭击，部队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间小路上穿行，夜里露宿山野，身子底下垫些草或树叶。寒冷、饥饿折磨着将士们，痢疾、疟疾一天天增多，又没有药物治疗。有的同志晚上睡下，天明就再也起不来了。
粟裕回忆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时说：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王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①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
在起义部队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粟裕看到，朱德和陈毅对革命充满了必胜信念，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
那个时代，旧军队里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粟裕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朱德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
陈毅是七十三团指导员。在起义队伍的危难之际，与朱德同心戮力，和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据粟裕回忆，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谋出路，并且劝陈毅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陈毅是知识分子，没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他们则是搞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这些军官中间，就有当时任七十三团七连连长的林彪。当部队离开大庾时，他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开了小差。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得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痛打，重则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于离队的当天夜里又返回了部队。
但当林彪一邦人劝陈毅离队时，陈毅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他告诫说：“你们要真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几十年后，粟裕说：“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这时候，粟裕已由警卫队的班长晋升为排长。
粟裕所带的警卫排，其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员或团员。
当时的起义队伍，在组织成分上比较复杂，其中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兵痞、流氓。在未经改造之前，这部分兵痞、流氓曾是害群之马。粟裕后来回忆说：“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在那种异常恶劣的环境里，不良因素给部队的危害更大。在向西转移的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信丰县城，个别官兵进饭馆吃饭不掏钱。甚至把手榴弹放在当铺的柜台上，掏出导火索，要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
朱德和陈毅在信丰附近召开了一次全军大会。朱德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领导。他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他还是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
陈毅鼓励将土们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①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38页。
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粟裕牢牢记下了朱德和陈毅的话，以至于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1927年10月底，起义队伍从信丰到大庾。国民党军阀忙于派系间的混战，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未德、陈毅便利用这个机会领导部队进行整编。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
当时部队中总计还有五六十名中共党员，粟裕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起义部队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粟裕说，是一项对于支部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
大庾整军，起义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九个连组成了一个团。粟裕被任命为第五连指导员。第五连的连长是耿凯，他是朱德领导下的教育团的学生，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
大庾整军以后，粟裕就是起义部队的一名中级指挥官了。
粟裕曾说，“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经过整编后的起义军，大约有六七百人。但这支队伍在敌人心中的目标相当大。国民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