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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队伍，编制不足，名为一个师，实际相当于一个大团。武器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
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他俩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所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国民党水口守军闻风而逃。8月1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先遣队之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敌人发现了红军，福州城加强了戒备。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主动撤退，准备向闽东转移。
转移途中，在北石岭，桃源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团追上来。两军激战一昼夜，国民党的援军越来越多，先遣队再次撤退。
这一仗，红军战果不少，损失不小。毙伤不少敌军，缴获大量武器。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其中还有几个师、团干部。
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福州，给先遣队造成了许多被动。
先遣队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造次，先遣队占有主动权。福州一战，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国民党军队于是疯狂追击，咬住不放。
先遣队向闽东转移，正值8月中旬的炎热天气，总计六千人的队伍有七八百号伤病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民夫难找，大部分伤病员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经过努力、先遣队与闽东游击区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取得了联系。
进入游击区，在地区党和群众的协助下、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情况有所好转。
根据游击区同志的意见，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在当地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活捉了国民党的罗源县长和守军营长。群精为之振奋。
罗源战役之后，不到半个月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
9月初，先遣队进人闽北游击区。这里有苏区根据地。先遣队出征以来，艰难转战，到了闽北苏区，很需要进行休整，并利用苏区作依托，给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来电批评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阻止你们北进。”
于是，先遣队不敢怠慢，继续向北进发。
粟裕认为，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中央既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先遣队必须到皖南去。如果让先遣队留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联系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
当时，不仅中革军委的遥控指挥不切合先遣队的实际，先遣队指挥中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曾洪易的恐慌动摇愈益严重。先遣队在水口遭到敌军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赣浙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遭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将士的反对，中革军委也在回电中对他进行批驳，以后他由恐慌动摇而变为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
粟裕说，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抗日先遣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从闽北挺进浙西。到了浙西，中革军委又相继下达了一系列叫人困惑不解的指示。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对先遣队进行追剿。
先遣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先遣队的指挥员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9月底，先遣队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地区。这里距原定的目的地皖南已不远。到了这里，先遣队才得知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至此，先遣队已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多华里。这时的队伍大约还有三千人。
闽浙赣苏区的刨建者是中国革命史上英名远播的方志敏。
方志敏亲切地看望先遣队的将士们。苏区的人民热情欢迎先遣队的将土们。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粟裕被调到闽浙赣军区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是方志敏，政委是曾洪易。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
十九师的任务是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的任务是留守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此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区指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与十九师会合，创造皖浙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十军团的领导，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
粟裕改任十军团参谋长。
12月中旬，红十军团与国民党三个团的兵力在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接火。
红军沿路设伏，扼守险要地势。
12月14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围圈，红军发起攻击。但红军在当时毕竟不善于正规作战，加之三个师之间配合不佳，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
寻淮洲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夺取制高点。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
形势对红军很不利，于是决定撤出战斗。在组织掩护撤退的战斗中，刘英和乐少华又先后负伤。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役。
初战失利，红十军团陷入被动。
谭家桥战斗之后，国民党纠集了近二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十军团围追堵截。
红十军团在粟裕和方志敏率领下，于1935年1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
1月16日，方志敏和粟裕商定：敌情紧急，部队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
部队正要出发，刘畴西派人通知，说大部队虽已齐集，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
粟裕认为情况紧急，不能再迟延了，必须当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立即前进。
先头部队沿中路斩关夺隘，在粟裕率领下于上半夜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一带。粟裕一边同省委和省军区联系，一边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第二天没有来。
第三天没有来。
第四天还没有来。
粟裕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去联络接应，均未能联系上。
起初隐隐约约听到山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共闽浙赣省委通知粟裕：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再以后就是方志敏、刘畴西被捕的消息。
后来，少数突围的将士辗转找到了先头部队，粟裕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人的重围，由于众寡悬殊，又兼红十军团指挥失当，除一小部分突围，大多数将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北上抗日光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吏！①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