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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在射击和其他几个野外实战项目上也不断进步。都是些争斗很激烈的类别，我和身边的同伴相比表现出无可置疑的资质，占了明显优势。事实上我是最出色的！ 这段时间，利用有那么一点自由空间的旷野，我尽情享用小组范围内的所有机会，在危险中见缝插针地蹦达，就像从前在海浪里一样。
最大的危险倒不是什么狙击手，而是来自地雷。我们必须在不确定地带找到安全的路。以我的方式，我会因为个人偏好和节省时间而经常“走捷径”。为此我多次受到斥责和惩罚。可既然没办法叫我改弦易辙，加之我的办法也着实见效，上级最后只好假装不见听之任之，还忙着为我找一个能配得上本人“天分”的岗位。
一天早上，我正对着一盘薯条煎蛋胡思乱想，考虑怎么说服自己的胃将它们咽下去，一个同伴手忙脚乱地跑了过来：“有人刚才误入了雷区。是我们自己的雷区！”
到这营地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有六个同伴被敌方地雷炸飞。今天早上这个带队的年轻中尉算幸运，没丢命。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和镇静剂而晕晕糊糊。右腿被炸掉了，剩下一点根茬。左腿布满碎弹片，一半炸没了。医生觉得还能救活他。
“这不可能，”中尉一旦能够开口说话了，就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我懂得回避危险。地图上标的雷区还很远，我离它足足有800多米。这不可能！”
为了安慰他，我们觉得撒谎比较明智：“别担心，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雷区。地雷是真主党埋的，只是我们这边不想告诉百姓在这么近的地方有敌人地雷，免得他们惊惶失措。就是这样。”
“哦，”他放松下来，舒了口气，安心了。
调查结果出来，是我们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没有被较准，大约有600米的误差。至于地图，据小道消息说是国家反间谍部门的责任，该部门下面有很多专造假地图的小组，本来是企图欺骗敌方。对于后一种传言，军队高层一直持坚决驳斥的立场。
就在这个悲剧发生的夜晚，我第一次夜间行动。
我酷爱夜晚，喜欢在黑暗中行军；在我看来，夜色不意味着危险，相反它是我的伙伴，我的帮手。出发时我很轻松。在夜里，我从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气喘吁吁。关于这个有趣的现象，从来没人给过我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步履轻松地往前走着，满不在乎地，丝毫没有想到这天晚上我将经受一次战争洗礼。
突然一声枪响，就像短促而干瘪的爆裂声。我转过头，估摸着枪声的方向，但沙漠里传来的怪异回音将枪响掩盖了。接着我左方的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手榴弹。又是几声枪响，随即接连不断。这回我看清了远处的火光。又一棵手榴弹。在夜幕中我努力去辨认那些烟雾，震耳欲聋的枪声……混乱之中我觉得神经都快分裂了。
“前进！”指挥官下命令。
前进……我也想前进……可是哪里才是“前面”呢？ 为了搞清该往什么地方走，我试着观察模糊不清的地平线。猛然间我惊跳起来，因为上尉突然在我旁边冒了出来。
“干吗？做梦呢？和阿米尔一起去，尽可能靠近对方的轻机枪，我们来做火力掩护。”
哦天！既然有轻机枪，对面难道是装甲车不成？
“去！”
当然，我会去的，别逼我们……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我的身子在自行前进。这太好了，我本来自以为已经无力指挥身体去干什么，去哪里。对这种不受自我控制的职业惯性我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有另一个脑子在指挥着。同伴果然在火力掩护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形容，就是子弹将我们包在中间，从两侧嗖嗖飞过。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靶子，而不是什么掩护对象。渐渐地，我对枪声习惯了，重新开始用脑子。这东西总算又像平时一样驾轻就熟地转起来，不再是训练产生的机械反应。我飞快地确定了最好的接近角度，快速到达目标并做好战斗准备。阿米尔开了第一枪。轻机枪被击中了，还有左边那挺。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立刻收拾阵地，带着武器和伤员撤了下去。
被第一次胜利所鼓舞，加上缺乏经验却没有自知之明，我追了过去，迂回着试图包围他们。突然，四周变得一片死寂。我不敢动，因为每走一步，都会在重新变得静悄悄的夜里发出可怕的响声。枪又响起来了，这回是在我身后挺远的地方。我能辨出自己部队的枪声，但他们怎么离得这么远了呢？ 他们走错方向了吗？ 我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中，与其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我宁愿选择在这荆棘丛里睡上一觉。枪声又远了些，敌方的回击也没有反应，我因此更加肯定，我的位置现在一定更靠近敌方。过了几分钟。蓦地，十米开外过来一队人马。他们是什么人已经毫无疑问，何况头上没钢盔。怎么办？ 我一个人，不可能截住他们。原地不动？ 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考虑的太久，我没的选择，他们已经到眼前了。我紧紧趴在地上，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心里不断祷告。
他们没发现我，从上面走了过去。敌方以对角线方向前进是想阻止我们的队伍回撤，从后面发起攻击。等他们走到正常射击距离，我就位，开火。打了很多枪。太多了。没子弹了。我曾经被教育过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得马上上弹药。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靶子，因为对方立刻就回击了。我们的人也听到了枪声，回过头来救我。非常准确地，他们密集扫射了这一片，同时也再一次把我淹没在子弹堆里。我觉得夜色中有个什么东西。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神经已经疲乏不堪。我装好子弹。突然有两个人大叫着跳到我跟前，向我开枪。我一个测滚，在几米开外停住，开枪。那两人就几米远，可我的子弹却没打中。就在这当口，同伴赶到我身边，完成了我的活儿。
敌方被结果了四个，受伤的不多。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窄道里打中一头母牛，就得更冷酷。
回到营地，因为疲倦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已经困顿不堪。大家一言不发地洗完澡，回宿舍。我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去掉身上的恶臭。我看看匆忙间丢在地上的那堆衣服。作战服上沾了血迹，还有些说不出名的淡黄色的粘东西。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四处漫开。我想吐。我想摆脱这一切。我把这些东西扔到走廊里，撞上门，因为除此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事情解决了。你确定吗？ 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洗个淋浴，扔掉衣服，这足以抹掉包围着你的死亡吗？ 脑子里还做着恶梦，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已经呼呼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或许晚些，多夫过来叫醒我，确定我一切都正常。至于丢在走廊里的衣服，他一个字也没提。还是那么圆滑又那么不容置疑，他给我几分钟梳洗，然后去见他。
“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始提成串的问题，试图辨别听众中有谁可能加入恐怖主义阵营。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靠近以色列方障碍工事的地方，就在士兵驻扎地出口。借住人家的几个儿子追上一帮孩子和少年，他们正在羞辱士兵，投石块，焚烧轮胎作路障。我和其他等着上场的“示威者”呆在一起，远远地观察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我的向导突然看了一眼表，很抱歉地说：“记者很快就会到。我先走了，我得去安排他们的位置。”
“安排位置？为什么？”
“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做报道。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坦克但有镜头。只要给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我们会被全世界所了解。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好位置，这样才能不冒危险地拍出精彩照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随便找个地方呆着。你在这儿别离开，这角度不错。我半小时就回来。”
在我旁边，一名少年正双手高举，兴奋地跳来跳去。准确地说是一只胳膊，另外一只已经残了。我问他：“怎么受的伤？”
他骄傲地回答：“向士兵丢炸药的时候，一些在我手里炸了。”
对这种愚蠢的无谓牺牲，我埋怨道：“丢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