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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这是例外了，我听你说过你不喜欢十年的合同，”乌里语带讥讽。
“我不喜欢‘我们暂时忘掉发生的事’里面的‘暂时’二字。换上‘完全’，我就签。”
“你没被允许讨价还价。如果不愿意，没人强迫你。”
“那我们没什么可谈的。无疑这样对我更合适。我会让自己习惯的直到最后。再见！”
我说着站了起来。他们没坚持，甚至挺高兴，叫人带我回牢房。我气得抓狂。哦！他们吃准了我的弱点对吧？那好，走着瞧！我鼓足了劲。我想适应一段时间之后会习惯的。这就好比管理制度，头三天一过，剩下的就好办了。没错，我会习惯的……
事实上，分分钟我都感觉跟疯了似的。牢房里没窗户，我对时间没了任何概念。我试着唱歌。一首歌大约是三分钟，那么三到四首歌就是十分钟……我计了会时间，很快就烦了，我决定睡觉。惊醒的状况比原来更厉害了。为什么要受苦受难受到底呢？原本今天就可以出去的。只要能溜出去，总比傻瓜似的关在高墙之中更有条件报复。合同是什么东西？一截在这个国家受约束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毫无用处的有法律效力的纸，对吧？（何况，真就有效吗？）世界上其他地方，这实在够宽广啊！让你的自尊心见鬼去吧，姑娘，把那些流氓叫回来，签了那张纸就从这出去了！
我开始用脚踢门。主宰我的这种感觉，到底是希望还是绝望的起点？不，当然是希望，继续。
那些人还在。还在吃早餐。我愣愣地看着他们，目瞪口呆。一整天过去了这怎么可能！我睡了二十个小时却认为只是几分钟？其中一个人笑了起来，递给我一块表：“拿着，送你的。留下做个纪念。”
我看了一眼。离我们上次见面不过半个小时。我对自己的软弱很愤怒。略微高兴的是，我的诡计——我自以为很难被识破—— 鼓舞着我。这鼓舞很快被乌里的大笑给赶跑了：“用不着恼怒，”他安慰我，“你做了最合适的也最明智的选择。在你这种境况下，先假装屈服然后再找机会，这和毫无指望地受苦相比显而易见好很多。但仅限于这种境况。在其他情况下就并非一码事了。别担心，我们会教你怎样捱过半小时！”
我把自尊心收进壁橱，坐下来吃东西。胃口好极了。接下来，我在所有他们递过来的纸上签名，连看都不看。何必呢。走的时候，乌里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了，有一个！
“只能提和现在有关的问题，”他纠正了一句。“至于以后，你到时候会知道的。”
第一个问题就这么被噎回去了。不过没关系，我还有其他的问题就在嘴皮上打转呢：“这套把戏，我猜在我之前你对别人也玩过吧？”
“对，但不是经常。”
“为什么？”
“志愿来参加选拔的人多了。一般来说，如果给他们一份合同，他们都会热情洋溢地接受。你知道吗，这是被人羡慕的好机遇，至少人们会因为足够的爱国主义而接受它。”
“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我再说一遍，我是出于爱国主义热情才志愿来这儿的。”
“我知道。”
我继续：“被你试过这套把戏的那些人……有女的吗？”
“没有。”
“那么其他家伙……最后那个……他挺了多长时间？”
又是一阵哄笑。再一次，我为自己的敏感而恼羞成怒。
“别担心，你创下了不坏的记录！首先，你能够向我们提出合同措辞的问题，而其他人，在我们做详细讲解之前都没有质疑过什么。其次，你很少采用大喊大叫的方式。这是不随大流者的固有特征。有性格很好，但是在死路一条的境况下不能自拔就很愚蠢。你妥协得越快，说明你明白的越快。在这种处境中”死扛“是不明智的表现。对我们来说，不随大流很难得，但白痴似的不随大流却毫无用处。对这种人我们会让他在监狱里呆段时间，也就一到两年，如果他出去把事情说出来，也好解释成这是磨练他。”
如此这般让我安了心之后，乌里摆出了神气活现的样子，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一字一句重申：“如你所说的‘死扛’，你并没有得到好处。另外我马上会让你明白，任自己和我们对着干将永远得不到任何好处。现在你和我们合作，一切会好起来。离开这条路，你会麻烦多多。懂吗？”
这显然是威胁！我点头，他笑了，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以示友好。我又一次强压住自尊心。眼下，是他手里握着通行证，但等着吧你这家伙，等牌局一变我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需要一个月，一年，或者十年，可我会做到的！
两小时后，我从监狱里放出来被送进医院。他们拨给我一个单间。它并不比我刚住过的地方宽敞但至少我能让门开着。
三天里，身体检查和别的把戏一个接一个：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心理运动上的，还有其他差不多的玩意。刚开始我不想让健康状况显得太好，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想法，我对那些没有结论的荒谬的测试百依百顺。最后一天有个男人来访。他自报家门叫多夫，是我的教官，而我则为看到一个不穿白大褂的人感到满意。
那些测试都在我脑子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总算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点骄傲感。这良好感觉没持续多久，甚至没来得及体会，因为多夫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些念头全打发了。当时我们在谈论心理分析医生对我做出的有利报告——“至少我敢保证本人精神健康！”我不无得意地说——，他反驳道：“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更为确切地说是，你的病理状况和你将进行的活动相适合。”
这句话让我局促不安：干这一行还得受病理之苦吗？我可认为它是专为具有钢铁般心理素质的精英分子和杰出人物所准备的。我对多夫讲了这番想法，他听了没有笑，只是像艾尔戴德那样耸了耸肩。
“你以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能干这种工作吗？他可以找份轻松愉快的活儿，有个小家庭，驾驾四轮马车什么的！”
可怕的真相！我无比惊愕。我不再把这行业看成是佼佼者的专利了。就是执行而已：一种病的结果，病理的表现。人家刚才说的是病理说的是治疗。恢复正常就意味着离开这行当的时候到了。
这一天标志着我开始进入到和体制的冲突之中，其结果便是痛苦。
生活和我绕了一个多么奇怪的圈子：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我还具备干这份工作的能力，而看到令他们满意的检查结果之后，我反而变得无能为力。
一被录取，我就进入了训练……还有自我畸变。刚加入的前几个星期都是用来把我与生俱来的东西转变成别的什么，变成那些更有用的——对不起，应该说是更安全可靠的——以便重新学习他们那一套。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了我性格里某些“野性”的东西，他们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有用之物。我因而处在了这样的境地：一切都令我不满，而他们我行我素直到我拳头紧握为止。我遭到严厉的责骂，因为我常常在上课时抱怨、叹气，或是没有在两个小时内都热情饱满地奔跑。
从到这地方开始，我就没有顺从过这里的生存环境，只要做的到，次次我都唱反调。这种情形之下，和多夫的冲撞每天都会发生。他对我的态度是个混合体，驾轻就熟地将耐心宽容和残酷无情按比例调配起来——多数教官都有这手。虽说他们基本上是为了新手好，可坦白地讲这不对路。心理论证和死命令都不能使我长进，甚至好像起了反作用。冲突很快就公开化了。多夫施加高压，我就加剧对抗。他突出威信，我就更加明目张胆地冒犯。这种验证实力的把戏持续了一个多月。我都记不得了，一共有多少个晚上被关禁闭、罚跑步，为了作弊而加罚俯卧撑。
多夫是个聪明人。对我渐渐了解之后他终于搞明白了，我这态度更多的是由于自尊心放的不是地方，倒不是故意使坏。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再时时寻机用过分的刁难来折磨我，转而开始器重我。这办法奏效了。我并非上当，而是我清楚这等频率我也挺不了很长时间，再说拉人一把更有好处。因为确认自己的点子颇见成效，多夫还护着我免受其他小头目欺压。训练强度在不断加大，我们表面上也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我以四年以来的最高分数完成第一阶段培训，在所有毕业生中名列第一，至于我糟糕的纪律档案里一个字也没写。
1994年8月5日晚和6日晨：多发喀秋莎火箭炮飞向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西部和黎巴嫩南部停火区。在以色列境内，三名儿童在攻击中受伤。
“国家至高利益”总要人作出各种古怪的牺牲。最有难度的一项无疑是将“心理敏感”放大到极致，几乎就成了心灵感应。“观察一切，倾听一切，领会一切，推测其余。”要察觉到最最细微处，比如几近于无的手势，稍纵即逝的眼神，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呼吸的变化，还有对话者最细微的情感流露或者不适的表现。要记得住穿着，说话，行动以及停车习惯的日常性变化。刚开始这些看起来很难，但我们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种敏感程度——用不着刻意，最不起眼的细节也会主动跳到我们眼皮底下来。
要做到绝对敏感，可又不能神经质，不能脆弱，不能差劲。就算真做得到，也是胜算几无的赌博。目标射击练起来不难，而且越练越准。体能训练只要假以时日和精力，再加上用在这两样上面的劲头，也谈不上有多麻烦。敏感训练成本最大，因为它会产生永恒的痛苦。从中只得到快乐和力量的人十分罕见。变得敏锐等于承担无数苦痛。在希腊文里，“心灵感应”一词是“远离病人”的意思。远离，诚然。确切地说就是：以足够的后退来保护自己。人若将这种特殊能力推到极致，就会得到和它同样极致的严酷命运。
大多数“正常人”把敏感的人视为“难于相处”，这是出于嫉妒。“正常人”对逼近身边的痛苦往往无知无觉，无动于衷。敏感，这和洞悉他人弱点，拒绝付出同情——或更糟一点，利用同情心去对付他人——完全两码事。我并没有立竿见影地体会到敏感训练的影响。数年后，很偶然地有朋友对我说，“你真难相处！”或者“你变得这么难相处！”。本已烟消云散的看法碰巧被这次对话印证了。不过我没时间在意他们的提醒。
有天早晨，多夫见到我时突然重重地推过来。我没防备，一下子摔飞到房间另一头，狠撞到对面墙上。
“嗨！你干吗？”
“你得习惯这个，做着梦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一切。没想到试第一回你就乱了阵脚。”
又进入叫人麻木的阶段了。先是言语间粗暴，接着是举动上的，几个星期下来，从课堂到吸烟室，这种突然袭击接连不断变本加厉。养成“习惯”，用幽默感来对付“不测风云”，这样的方式得以让身体和心理都不感觉到受伤。这需要不断有小计谋，找大堆借口。如果精神上不产生被侵犯的意识，身体对未定性为侵犯的行为就撑得下来。看看一起玩耍的孩子便明白了。只要不超越一定的生理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