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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我向艾尔戴德讲述了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他听得又是摇头又是耸肩。
“绝大部分以色列人都会指责教士不服兵役。不难理解这些人，生命里去掉三年毕竟不是件小事……不过我并不赞同他们，我认为没必要指责教士。以色列就是这么形形色色。不然的话，这些犹太教士怎么办？太可笑了。”
他停下想了一会儿。我乘机提出一个让我烦恼的问题：“那个叫骂的男人说马克斯不算真正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是法国人，还是因为他是教士？”
“没服过兵役就不算真正的以色列人。”
1994年4月6日：阿富拉市中心一辆公共汽车遭到汽车炸弹袭击。8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4年4月13日：哈德拉长途汽车站被人体炸弹自杀性攻击。5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最终还是艾尔戴德把我引进了这个城市的时髦圈子。他的那些朋友和我想像的以色列年轻人很是吻合：有着重重的口音和足够的放荡，像是以此宣布他们是活生生的，可以将试图找上门来的痛苦统统赶跑。他们说世上根本不存在公平的地方，这太对了。我轻而易举地就和这帮快乐的家伙混在了一起。
我白天的时间基本上被分割成三部分：到国家机关去排队，和法国团体联络，找工作。当夜色降临，我就去找那帮朋友，他们会慎重其事地在公共汽车上为我恶补现代音乐，俚语，还有甜点——不是甜腻腻的就是油乎乎的，或者两者兼有。
我自认为已经融进了这个国家。可是找工作的时候，服兵役的问题来了。因为入籍晚，我被准许免除兵役。我未来的年轻同事们每每想到上学和工作都比我晚了三年就会阴沉沉地看我几眼。这种年龄的时差变成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即便我对每个人都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和全部宽容，他们也无法做到不嫉妒。我没办法把一个念头从他们脑子里赶走——“她没服过兵役所以她不是以色列人” 。这本来也没什么，直到上一次招聘面试。一切都很顺利，除了那些没法回避的充满嫉羡的脸。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决心已定，回家后就骄傲地宣布：“决定了，我要去服兵役。”
“你疯了？”艾尔戴德惊呆了，大叫起来。
“不是疯了，是我当够了害群之马。我想做个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再说，这对我有好处。”
“什么好处？简直胡说八道！他们根本就不会要你，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他耸耸肩，十分肯定。“你刚到这儿嘛。”
“走着瞧。他们会觉得我有可取之处，我会让他们信赖我的。”
“你真是个傻蛋。你会白白浪费时间，而你原本有机会马上工作。”
“如果是说我闲话的机会，要它何用？你不是也说过吗：这人不是以色列人除非……”
“你错了。他们不会要你的。”他再次耸耸肩，以此结束了谈话。
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艾尔戴德会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希望他会祝贺我，鼓励我，给我很多建议，告诉我很多他自己服役的趣事。我安慰自己，过段时间他一定会这么做的。
第二天，我就加入到招兵办公室前的长队之中。我担心要排上一整天队。末了，办好所有手续用了足足两天半的时间。我如愿以偿。我的语言水平用来入伍后随班已经足够了。希伯来语加强班很可能会让我忘掉一些我至今还掌握的古老用法，这对我不能不说是件可惜事。签完合约后，我终于像只骄傲的孔雀一般回家了，相信艾尔戴德这回一定会分享我的快乐。
“可怜的傻瓜！”他没好气地低声抱怨着。“一想到你是来自那样一个拒服兵役者有权要求律师辩护的国家，我就……”
“你别再讲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大道理了，你现在是拒服兵役者吗？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不明白靠武力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吗？你具备懂得这道理的常识，必要的让步，民主的教育，而现在你将做的一切却是给那些盲目和轻率的人打气！”
“什么盲目和轻率？那是实干的政治家。军队只是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你不明白，我一直目睹我的母亲在任何制服面前都发抖，因为她无法抹去对战争的记忆。我不想要这种恐惧，我不要，我的孩子也不要。今天我们有一个国家，有一支保护我们的军队，这多么可贵，多么难以置信！我为自己能够加入感到骄傲！”
这一次，艾尔戴德看着我却没有耸他的肩膀。我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我入伍，是我需要借此摆脱过去的梦魇，你懂吗？”
“我懂，”他让步了，“但是你会给巴勒斯坦人带去一个和你一样的过去。试想一下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怎么来摆脱这一切？”
“你的左派言论有点过分了。你真的相信要用解除军队的方式来维护和平吗？你很清楚这行不通！如果各有阵营的人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各自退让那当然再好不过，Tsahal并不希望只用战争的电闪雷鸣来组建。”
“你说什么了，能让他们录取你？”
“实际上也没说什么。考试结束的时候他们把我单独留了下来，做了四次言谈泛泛的面试，还有很多其他的测试比如说逻辑。”
“四次？他们没说什么特别的吗？”
“一句也没有。”
“奇怪。”
“别胡说八道了，走吧。我请客。”
这就算是最后的结论了。熟悉的耸肩意味着一切恢复常态，艾尔戴德穿上夹克衫跟我出了门，临了还不忘埋怨一番，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第四章 特工训练
1994年3月，以色列：Tsahal
大白天。我成了新兵部队一员，被一帮二十一岁的老兵指挥。以我二十三岁的“高龄”，觉得他们比我小太多了。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平原，上面有几座两层楼的建筑，靶场，帐篷，大家基本上鱼贯而入，然后就没完没了的分发东西。这边领外套、内衣、鞋子，那边领背包、装备，还有在一过道里飞快地打疫苗，最后给我们发武器和子弹。
差不多到尾声的时候，我终于费劲地从还在挪动的队列里挤了出来，醒悟过来自己已经穿上了军装。在我看来它意味深长到令我头晕！我的父母在哪儿，而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的父母又在哪儿？他们能看见我吗？他们能知道犹太人今天已经有了一个国家了吗，一个有能力保护自己，甚至比这更有力量的国家？能够穿上这身象征着勇气和坚定的制服我是多么的骄傲，而这个国家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所有犹太人因此有权在一个合格的国家里生活，拥有一支合格的军队……
“Hey！At！Ze lo zman la'hlom arhshav！”1……这些傻乎乎的“小头头”无处不在。我略带懊丧地打量着居高临下向我大喊大叫的年轻上士。没错，绝对是合格的军队。
头几个星期全部是基本操练。我倒是一直认为他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帖，但最后还是大吃一惊。上面又给我们发了袜子，装脏衣服的垃圾袋，小收音机，书，明令不能戴的太阳镜，还有用来防止掉弹夹的结实又实用的胶带。我学东西很快。这里和别处一样，自由自在需要建立在深谙规则的基础之上。
在有些方面我还是很讨厌被束缚得规规矩矩。如果是在课堂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无法忍耐的时候我就会一走了之。这不是“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但管他呢，我一向听从自己的本能，秉承我身上欧洲和东方祖先“野性”的一面。还记得第一次从学校出走的情形，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那时刚上了几个月的学，我找了一条不会有人追赶的小路步行回家，尽量避开暴露地段，以确保在我跑过的时候不会有老人坐在窗户边，也不会有好奇的行人看见我经过。我常专心致志地候着女老师从大门口进进出出，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个人绕围墙转圈子找它的裂缝，或者在上课和课间时候找借口跑出去，到医务室扔口香糖进去，这自然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按规定应该把它扔到教室后面的垃圾桶里，尽管没人喜欢闻那桶的气味。对所有这些，我都有一套完整的计谋，而且每一个细节都很完善。现在想起来，这些行为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是很古怪——她还不认识字，没看过电视，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真见鬼，我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些念头？我真不知道。该是一种“天赋”吧。
那天妈妈见我大上午就回家了，何等惊奇！
“你怎么会在这儿？”她问我，甚至没来得及掩饰目光里一闪而过的佩服之情。
“我烦了，所以我就走了。”我回答得很干脆。
接连不断的谈话、教训和遣送回校，都没能把我的品行纠正过来。现在依然如此，我始终相信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是我不能离开的，只要我决心这么做。我依本能行事，而且总能找到办法解决不断碰到的难题。耐心是唯一的法宝。这是某种无法用理性去解释的东西。
服役期间，失去自由的痛苦没多久就在我身上显现了。实地上操的几个星期，我相对来说还是“听话”的，野外能给我想要的空间。等训练转移到层层叠叠摆满床铺的小宿舍里，事情就不同了，那鬼地方刚够我们平躺下身子。我坚持了四天，然后就擅自离营。厌烦情绪冒头了。我没办法对那些命令逆来顺受，尤其是那些装出一幅大人模样的小头头们下的命令。我还无法容忍他们的斥责。先是和他们争辩，然后变成公开的争吵，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扎扎实实给了某军官一记耳光。原因是这样的：他怒气冲冲地谩骂我，说我认为他歇斯底里。我用这种方式让他安静下来再自然不过。禁闭后面接着警告处分。对自身哲学深信不疑的我再次干了出走的事儿，回到特拉维夫。我告知艾尔戴德我的困境。他先是抱怨说早就警告过我，然后答应试着和他原来的战友联络一下，那人现在是职业军官了。等消息期间，我必须在宪兵到来之前尽快返回兵营，作出道歉并且姿态要低。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至少我得试试。
1994年3月4日：开罗协议签订，裁定加沙和耶利哥地区自治。
正好安息日到了，而这天是可以获准离开兵营的。我高高兴兴地呆在艾尔戴德家，盼着他快点有消息。我惊奇地发现他变得待我特别好。我没多想，尽量享受。很快我就习惯了我这朋友的脾性突变。
我们出门，沿着Yarkon河边散步。在特拉维夫，Yarkon就相当于塞纳河岸，只是社交场所的味道更多一点。孩子们专心在这被污染的水里钓鱼，一家家人在岸边草地上野餐和喝酒，沿岸的小路则给那些慢跑和滑轮的虔诚爱好者带来了乐趣。而安息日的Yarkon河岸成了节日的聚集地，连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