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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辛着,‘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一,页二一三─二三○。'
可叹的是,他两方倾掣,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他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邓小平和江泽民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二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职开议的。这在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虽然导致孙袁决裂,但袁世凯对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屈与优容,因为他要利用当时的国会,来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在他当选了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就职之后,国会正在进行制宪,并曾推出一部中华民国制宪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谓‘天坛宪法’。可是这部宪法还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时,袁就在国会中找个借口来驱除国民党议员了。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于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销,国会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这个所谓‘民二国会’就被解散了。其后袁氏又借口他底总统大位是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来的,而民元约法是个施行‘内阁制’的约法,与他担任的‘总统制’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约法。因而,在外籍宪法顾问的鼓励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适合他理想的‘新约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这样得寸进尺,他后来就做起皇帝来了。
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制回头做总统时,袁又恢复使用他的‘新约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复‘新约法’时出任国务总理的。袁死之后,由于南方护国派的坚持、段的同意,‘新约法’再度被废除,‘民元旧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也就随之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继恢复了。这段很复杂的故事,我们曾做过详细的叙述,本篇只略为反刍一下,以帮助说明这个老国会恢复的经过。
‘参战案’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参战案’了。
所谓‘参战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到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日军既然不能远赴欧洲去参战,它就向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它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详前卷。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中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义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反参战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大总统,就同床异梦了。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底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五六─九九。)
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埸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底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一九一六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闳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分,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当年的当政者的袁段蒋毛之憎恨议会;后来邓江诸公对议会政治的顾虑,显然也在此。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