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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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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睹,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家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着,‘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四五○─四五一。)
  或问,议会政治,在今日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体制,何以行之于中国,就糟乱若此呢?答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这种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那有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了,且看台湾的议会政治,是否还有待改进呢?大陆至今对它还视为毒蛇猛兽,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总之,咱中国佬,要想掌握这套本领,恐怕至少还要半个世纪的苦苦磨练呢。近百年前,我们的老辈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画虎不成,就出笑话了。
  【笔者附注】我的好友,当代治民初国会和政党历史的权威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都相信书面史料,认为民初国会议员真的是当时具有选民资格(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选民选举出来的。(见张着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在下比两位张教授痴长半代。舍下亲友老辈,颇有当年国会中人。根据笔者个人幼年期所听到的‘口述历史’,就没有一个所谓议员真是经过选民票选的。这也就是我个人所深信,‘口述历史’往往可以弥补著述历史之不足的缘故。
  再者,抗战后,我自己也具有选民资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亲眼看到的立监国大代,也绝少是真正选民票选出来的。参选的候选人,其主要竞选的地区,不在他们参选的省县,而是在南京四处请托。当时大陆上最现代化的选区,上海南京应该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吴开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区选出的立委马树礼博士闲谈,马公就告诉我说,当年在上海参加选举,‘没有开公点头,是不可能当选的。’其所以然者,是当时立监国大代的名额的分配,已由国民党各派系,和民青两党议定了。竞选者只能在各该党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竞选,与社会上的一般选民,关系不大也。吴开先先生当时是执政党、CC系驻上海监管选务的要员。没吴氏点头,任何竞选者,都难得冒进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民国初年,那就更不用谈了。
  笔者本人在离开大陆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当过一阵编辑和记者,个人所见所闻的选举故事,也是笔难尽述的。此处谈点个人的观察,绝无意低贬前贤老辈,我只是觉得‘形势比人强’的历史古训。我们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是分阶段前进的。时代未到新体制不但是无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断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远。
  且看民初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曾享有许多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拒贿和秘密收贿的自由(像曹锟贿选)。在国民党时代,虽然许多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竞选者如认为选举不公平,还有抬棺材抗议的自由。到共产党时代,不但抬棺材抗议的自由没有了,连开会不举手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三峡中的回水,把躐等引进的政治社会体制,回冲得,愈冲愈远的实例之一啊。
  孙中山也受贿百万马克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和半公开的酬劳、佣金、手续费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的纪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侦探案了。最难想像的是,连一代圣贤的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他们帝国主义者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为著“反参战‘,他老人家也曾接收过德国政府秘密奉送底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万马克,另外一百万,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为著“反参战‘,中山接受了德国的大量酬劳,在当时是早有蛛丝马迹的,国民党的党史家,对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数目多寡,两方授受的详细情况,却是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战后留学德国,返国后曾任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有年。接触广泛,著述丰盛,中外咸钦。关于此项发现,李教授在著述之余,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国史馆都做过公开报告。国史馆主持人,当时是曾经孙国父耳提面命的党国元老黄季陆先生。黄公也公开认为此项报告为十分难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该认真处理。
  笔者有幸亦曾亲往旁听,也曾与国祁老友多次细谈。据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国原赠中山之数目为两百万马克,而中山所实收者,不过半数;至于所余百万之款何往,李教授则认为,可能为经手人曹亚伯所中饱。但是一般民国史家都认为数目太大,曹君小党员,不会有如此大的肠胃可加以吞没也。另百万马克,有人怀疑,可能是由德国经纪人直接送给另一反参战钜头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据了。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认为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认为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则何事不可为?这一概念,对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为圭臬的。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钜款。它对其后的中国内战,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下章再说吧。
  二○○一年十月八日于北美洲
  不是议会政治,是帮会政治
  这也是转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现象吧,这种不新不旧的政客,他们所表现的新旧之长,往往远不如他们所保存的新旧之短。前篇已言之,这种政客,在民初所组织的各种大小政党就不下三百余个之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往往身兼数党,而且朝秦暮楚,为着一己政治利害,而变换无穷。
  在袁世凯时代,所谓政党内阁,曾盛传一时。为着争取‘入阁’,甚或‘组阁’,小党派成员乃纷纷结盟,毁党造党,分别形成了亲孙的‘国民党’和拥袁的‘进步党’,事详前书。在两党之间发生了争执之时,不用说‘肢体抗争’之激烈,不下于今日台湾之立法院。斯时去古未远,议员们所使用的文具,都还限于毛笔和砚台。在辩论激烈时,往往笔砚横飞,墨汁四溅,当之者就头破血流不成个人形了。所以后来国会之中数百只的石制砚石,都被钉牢在办公桌上,动摇不得了。笔者述史,为何连个小小的砚台,也不放过?无他,搞微观史学,从小看大耳。
  我们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实行的议会政治中,一些肢体抗争的现象,只是大陆当年搞议会政治的遗传而已。一脉相承,没啥稀奇也。今日台湾,李前总统,和吕副总统,都不要做中国人了。但是他们政治血液的因子,还是地道的国产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陆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坚决否定议会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馆中,民初国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底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法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一些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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