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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以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总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员一举包办。吾人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的青年骨干。这一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干法，后来也被毛泽东学去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也是如法炮制的。到时当细论之。
其实汤芗铭亦若辈中人，一九○四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嗣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乃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一八七四…一九一八，一九○三年进士，曾任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至是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员对汤留有异议者，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家对他们还有得说的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逐渐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驰名的先锋人物，除一位‘历史反革命’（再借用一个现时老词）的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替民国以后的历史，写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笔，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中的所谓‘国务员’，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公，告以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为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关了，但计算实力，却不敢‘为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元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是我国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诛心以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已呼之欲出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确立个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三十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就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建立民国，既然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中山就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袁氏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要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乃在约法上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作‘虚君’，宋教仁却又拚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子解决，民国就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民元约法’之诞生
前节已言之，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的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则立法部门亦在循序奠定。总统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议决组织‘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选‘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院、赣、山、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十七省参议员三十八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它除掉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国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大总统一职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
这一着是明显的针对着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问良心，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末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敌，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实非当初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钜细靡遗，法制灿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且看，毛泽东打平天下以后，一人当国二十五年，全国仅有法律两部。宪法之外，仅有其心可诛的一部‘婚姻法’，其他六法皆无，而统治十亿人口之大国，全凭毛氏一人的金口御言，成何体统？迨邓氏拨乱反正，重立法统，竟然还是以七十年前的孙氏之法为基础也。虽则孙、毛皆是文化转型、历史三峡之中的悲剧人物，然个体之间的贤与不肖，就毋待细比了。
袁世凯的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世凯不用说了，更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第一号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慧条件，他所处的国家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已一去不返了。过犹不及，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 Marginal Politician ）不论前进或后退，都是个必然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正在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其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正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和比他晚了四十年的毛泽东一样，他的政治智慧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盖有三层阶梯，那就是养寇、逼宫，和摊牌。
他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或是做总统，少不了，他都有一份。但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作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老办法的养寇自重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所搞的那一套养寇自重的把戏，细说起来就像一部很复杂的政治小说，写在历史书上就稍嫌繁琐了。提纲挈领，大致是这样的：袁世凯在清末，自从于一九○一年，四十二岁，继李鸿章之后受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时起，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直至他四十九岁，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几乎被杀为止，他在任内的成就，大致有军、政两大类。在军事方面，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袁的小站练兵时代，渐渐发展出来的，所谓北洋六镇（师），都抓在他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的。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规国防军将领之中，除吴禄贞一人之外，再无第二人与革命有任何历史渊源，纵是吴有心革命，其部属亦皆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吴亦难指挥如意，这样才招至吴的杀身之祸，而无法撼动六镇的基础。
然袁世凯之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颇有足多。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咨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其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