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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于连有时候留下来一直到底；尽管这样，他几乎还是不理解，他们如何能在这间如此金碧辉煌的豪华客厅里一本正经地听那种平平常常的谈话。有时候，他望着说话的人，看他们自己也觉得是在信口开河。“我的德·迈斯特先生的著作我能背，他说得可要好上一百倍，”他想，“然而就是他也还令人生厌呢。”
觉察到这种精神窒息的，并非于连一个。为了自我宽解，有的人喝大量的冰镇饮料，有的人则在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大谈：“我从德·拉莫尔府来，我知道了俄国如何如何……”
于连从一个清客的嘴里知道，不到六个月前，德·拉莫尔夫人让复辞以来一直当专区区长的勒布吉尼翁男爵当上了省长，作为对他二十多年不懈的陪伴的奖赏。
这件大事重新激起了这些先生们的热忱；从前他们为之生气的事情不多，现在则一点儿也没有了。对他们缺乏敬重，这很少直接表现出来，但是于连在饭桌上有两三次无意中听见侯爵夫妇间的闲谈，很简短，却对坐在他们身边的人很残酷。这些高贵的人物并不掩饰他们对所有那些不是坐过国王马车的人的后代所怀有的真诚的轻蔑。于连注意到，唯有十字军东征这个词才能使他们的脸上现出夹杂着敬意的极严肃的表情。通常表现出来的敬意总带有讨好的味道。
在这豪华和烦闷之中，于连除了德·拉莫尔侯爵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天，于连高兴地听见他声称，在可怜的勒布吉尼翁晋升这件事上，他没出过一点儿力。原来这是对侯爵夫人献的一个殷勤，于连从彼拉神甫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一天早晨，神甫和于连在侯爵的图书室里处理那桩没完没了的福利莱评讼案。
“先生，”于连突然说，“每天和侯爵夫人一起吃晚饭，这是我的一个义务呢，还是人家对我的一种厚爱？”
“这是莫大的荣幸！”神甫生气地说，“院士N。先生十五年来一直百般讨好，却从未能替他的侄子唐博先生争到过。”
“对我来说，先生，这却是我的职务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我在神学院里也没有这么厌倦。我有几次看见连德·拉莫尔小姐都在打哈欠，她倒是应该对她们家的那些朋友的殷勤习以为常的，我真怕睡着了。求求您，让他们允许我到哪一家无名小店里吃四十个苏一顿的晚饭吧。”
神甫是个真正的暴发户，对和大贵人共进晚餐这种荣幸非常看重。正当他竭力让于连懂得这种感情时，一阵轻微的声音传来，他们转过头。于连看见德·拉莫尔小姐在听。他脸红了。她来找一本书，什么都听到了；她对于连有了几分敬意。“此人不是生来下跪的，”她想，“不像这个老神甫。天主！他真丑。”
晚饭时，于连不敢看德·拉莫尔小姐，她却亲切地跟他说话。那一天人很多，她要他留下。巴黎的女孩子不大喜欢那些上了点儿年纪的男人，尤其是当他们衣冠不整的时候。于连用不着很多的洞察力，就看出德·拉莫尔小姐平时取笑的目标这次有幸落在了滞留在客厅里的勒布吉尼翁的同僚头上。这一天，不管她是不是装腔作势，反正她对那些令人厌倦的人是残酷的。
德·拉莫尔小姐是一个小圈子的核心，这个小圈子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侯爵夫人那把大安乐椅的后面。那里有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德·凯吕斯伯爵，德·吕兹子爵和两、三位年轻军官，不是诺贝尔的就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先生们坐在一张蓝色大沙发上。在沙发的一端，于连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把相当矮的小草垫椅子上，正对着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光彩照人的玛蒂尔德。这个不起限的位置受到所有那些献殷勤的人的歆羡；诺贝尔把他父亲的年轻秘书留在那儿，或者说说话，或者晚会上提一两次他的名字，倒也合乎情理。这一天，德·拉莫尔小姐问他，贝藏松城堡所在的那座山有多高。于连从来就说不清这座山是不是高过蒙特玛尔高地。这小圈子里人们说的话常使他开怀大笑，他自觉无力想出类似的话来。好像一种外国话，他听得慌，却说不出。
玛蒂尔德的朋友们这一天持续不断地和来到这个豪华客疗的人作对。这个家庭的那些朋友们首先被选作目标，因为更熟悉。可以想见于连是多么专心；他对什么都感兴趣，无论拿来取笑的事情的内容，还是取笑的方式。
“啊！德库利先生来啦，”玛蒂尔德说，“他不戴假发了；难道他想凭着才华当上省长吗？他炫耀他那光秃秃的额头，说那里面装满了高超的思想。”
“这个人没有他不认识的，”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说，“他也到我叔叔红衣主教那儿去。他能连续数年在每个朋友面前编造谎言，而他的朋友有二、三百之多。他善于增进友谊，这是他的才能。就像你们现在看见的那样，冬天早晨七点钟，他已满身泥巴地来到一位朋友的家门口。
“他时不时地跟人闹翻，然后又写上七、八封信。接着，他跟人言归于好，为了热情洋溢的友谊又写上七、八封信。但他最出众的是像个胸无纤尘的有教养的人那样倾诉衷肠。当他有求于人时，这种花招就使出来了。我叔叔的那些代理主教中有一位讲起德库利先生复辟以来的生活，真是精彩极了。我以后把他带来。
“得了吧！这种话我才不信呢；这是小人物之间的职业性嫉妒，”德·凯吕斯伯爵说。
“德库利先生会在历史上留名的，”侯爵又说：“他跟德·普拉特神甫以及塔列兰、波佐·迪·波尔戈两位先生造成了复辟。
“此人曾经掌管过好几百万，”诺贝尔说，“我想不出他为什么来这儿忍受我父亲的那些常常是很讨厌的俏皮话。‘您出卖过多少回朋友，我亲爱的德库利先生？’有一天他从饭桌的一头朝另一头嚷道。”
“他真的出卖过吗？”德·拉莫尔小姐说，“谁没有出卖过？”
“怎么！”德·凯吕斯伯爵对诺贝尔说，“森克莱尔先生，这个著名的自由党人，也到你们家来；见鬼，他上这几来干什么？我得到他那儿去，跟他谈谈，让他说话；据说他颇有风趣。”
“不过，你母亲会如何接待他呢？”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说，“他有些思想是那么怪诞，那么大胆，那么无拘无束……”
“看哪，”德·拉莫尔小姐说，“那个无拘无束的人在向德库利先生鞠躬，都挨着地了，还握住了他的手。我几乎要以为他会把这手举到唇边哩。”
“一定是德库利跟当局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
“森克莱尔上这儿来是为了进学士院，”诺贝尔说，“你们科他在怎样向L·男爵致敬……”
“他便是下跪也没有这么卑劣，”德·吕兹先生说。
“我亲爱的索莱尔，”诺贝尔说，“您有才智，但您是从您那个山里来的，您要努力做到，千万别像这个大诗人那样向人致敬，哪怕是对天主。”
“啊！来了一个特别有才智的人，巴东男爵先生，”德·拉莫尔小姐说，多少有些模仿通报他到来的仆人的腔调。
“我相信您家的仆人也嘲笑他。什么名字啊，巴东男爵！”凯吕斯先生说。
“名字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他对我们说，“玛蒂尔德又说，”‘想想第一次通报布庸公爵时的情形吧：就我的情况而言，大家只是不大习惯罢了……’“
于连离开了沙发周围的人。他对轻松的嘲笑所具有的那种动人的微妙还不大敏感，他认为一句玩笑话必须合情合理，才能引人发笑。在这些年轻人的话里，他只看见一种诋毁一切的口吻，因此感到不快。他那外省人的或者英国式的故作正经甚至使他从中看到了嫉妒，这肯定是他错了。
“诺贝尔伯爵，”他心里说，“他写一封二十行的信给他的上校，竟打了三次草稿，他若是一生中能写森克莱尔那样的一页，肯定会感到很高兴的。”
于连无足轻重，不引人注意，接连走近好几个圈子；他远远地跟着巴东男爵，想听他说什么。这个颇具才情的人神色紧张不安，于连见他只是找到三、四句风趣的话之后，才略微恢复正常。于连觉得此类才智需要足够的空间。
巴东男爵不能说单字；为了出语惊人，他一张口至少得四个每句六行的长句。
“此人是在做论文，不是在聊天，”一个人在于连背后说。他转过身，听见有人说出夏尔维伯爵的名字，高兴得脸都红了。这是本世纪最精明的人。于连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和拿破仑口授的史料片断里经常看见他的名字。夏尔维伯爵说话简洁；他的俏皮话是闪电，准确，锐利，有时深刻。他如果谈一个问题，讨论立刻就会前进一步。他还提出事实，听他说话真是一冲乐趣。此外，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者。
“我是独立的，”他对一位佩带二枚勋章而他显然不放在眼里的先生说，“为什么人们要我今天的意见和六个星期前一样呢？如果那样的话，我的意见就成了我的暴君啦。”
四个神色庄重的年轻人围着他，板着脸；这些先生们不喜欢开玩笑。伯爵看出来他走得太远了。幸好他瞧见了诚实的巴朗先生，其实是个假装诚实的伪君子。伯爵找他搭话，大家围拢来，知道可怜的巴朗要倒霉了。巴朗先生虽然丑得可怕，但是靠了道德和品行，在踏进社会的难对人言的头几步之后，娶了个很有钱的老婆，老婆又死了；接着娶了第二个很有钱的老婆，不过人们从未在社交场合见过。他极谦卑地享用着六万法郎的年金，自己也有些奉承者。夏尔维伯爵跟他谈起这一切，不留情面。很快有三十个人在他们身边围成了一个圈子。所有的人都面带微笑，甚至本世纪的希望、那几个神色庄重的年轻人也不例外。
“他在德·拉莫尔先生家里显然成了取笑的对象，为什么还要来呢？”于连想。他走近彼拉神甫，想问问。
巴朗先生溜了。
“好！”诺贝尔说，“侦察我父亲的一个密探走了，只剩下小瘸子纳皮埃了。”
“这会不会就是谜底呢？”于连想，“但是，这样的话，侯爵为什么还接待巴朗先生呢？”
严厉的彼拉神甫板着脸，呆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听着仆人的通报。
“这儿简直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他像巴斯勒那样说，“我看见来的都是些声名狼藉之人。”
这是因为严厉的神甫不知道上流社会是怎么回事。但是，通过他的那些詹森派的朋友，他对这些靠了为所有党派效劳的极端的狡猾或者靠了不义之财方得进入客厅的人有了一个准确的概念。这天晚上，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于连迫不及待地提出的问题，几分钟后又突然打住，因总是说所有的人的坏话而深感痛苦，并且看成是自己的罪过。他易怒，信奉詹森派教义，并且相信基督徒有以仁爱为怀的职责，因此他在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一场战斗。
“这个彼拉神甫有怎样一张脸啊！”于连走近沙发时，德·拉莫尔小姐说。
于连感到被激怒了，不过她说得倒也有理。彼拉先生无可争议地是客厅里最正直的人，然而他那张患酒糟鼻的脸因良心的折磨而抽动不已，此时变得非常难看。“在这之后您如何还能相信外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