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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纳先生上午没出去，他在房子里上上下下，忙着和农民们做生意，他卖给他们土豆。直到吃饭的时候，德·莱纳夫人没有给她的囚犯片刻工夫。晚饭的铃声响了，摆好了，她想为他偷一盘热汤。她正无声无息地走近于连的那间屋子，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盘汤，迎面碰上了那个早上藏梯子的仆人。这时，他也无声无息地在过道里走，仿佛在听什么。也许于连走动时不小心。仆人走远了，有些摸不着头脑。德·莱纳夫人大胆地进了屋子，于连见她进来，不禁打了个哆嗦。
“你怕了，”她对他说：“我嘛，我可以蔑视世界上任何危险，眉头都不皱一皱。我只害怕一件事，就是你走后我将一个人苦度时光，”她跑着离开了他。
“啊！”于连激动不已，自言自语道，“悔恨是这颗崇高的灵魂所害怕的唯一危险：”
终于到了晚上，德·莱纳先生去俱乐部了。他妻子早就说偏头痛得厉害，也回房了，急忙打发走爱丽莎，很快又起来去给于连开门。
于连果然饿得要死。德·莱纳夫人去配餐间找面包。于连听见一声大叫。德·莱纳夫人回来了，跟于连说，她进入没有点灯的配餐间，走近一个放面包的碗橱，一伸手，却碰在一个女人的胳膊上，那是爱丽莎，于连听见的那声大叫就是她发出的。
“她在那儿干什么？”
“偷糖或者监视我们，”德·莱纳夫人毫不在乎地说。“还好，我找到了一块馅饼和一个大面包。”
“那儿是什么？”干连问，指着她围裙上的口袋。
德·莱纳夫人忘了，从吃晚饭的时候起，那些口袋里全都装满了面包。
于连怀着最强烈的热情把她紧紧抱在怀里，觉得她从未这样美丽过。“就是在巴黎，”他惭愧地暗想，“我也不能遇见更伟大的个性了。”她有着一个不惯于此类体贴的女人的全部笨拙，同时又有着一个只害怕另一种性质的更为可怕的危险的人的真正勇气。
于连津津有味地吃着晚饭，他的情人就饭食的简单跟他开玩笑，因为她害怕一本正经地说话。这时，突然有人使劲摇晃房门。是德·莱纳先生来了。
“你为什么把自己关起来？”他对她喊道。
于连只来得及钻到沙发底下。
“怎么！您的衣服还穿得整整齐齐的？”德·莱纳先生说着进了门：“您在吃晚饭，您还把门上了锁！”
若是在平时，这个用夫妻间极冷淡的口吻提出的问题，会使德·莱纳夫人惊慌失措，然而她觉得她丈夫只要弯一弯腰就能看见于连；因为德·莱纳先生一屁股坐在于连刚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正对着沙发。
她把这一切都推在偏头疼上。她的丈夫也开始向她详细地讲述他在“夜总会”玩台球赢了全部赌注的情况，“十九个法郎的赌注啊，真的！”他补充道，她瞥见了于连的帽子，正在他们前面三步远的一把椅子上。她更加冷静，开始宽衣，过了一会儿，迅速从她丈夫身后走过去，随手把一件连衣裙扔在那把放帽子的椅子上。
德·莱纳先生终于走了。她求于连接着讲他在神学院的生活：“昨天我没听你说，你说话的时候，我只想着如何迫使自己把你打发走。”
她真是不谨慎到了极点。他们说话声音太高；大概早晨两点钟，突然一下猛烈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又是德·莱纳先生。
“快开门，家里有贼！”他说，圣让今天早上发现了他们的梯子。“
“现在一切都完了，”德·莱纳夫人喊道，投入于连的怀抱。“他要把我们两个都杀死，他不相信有贼；我要死在你的怀里，这样死比我活着还幸福。”她不理她那大发雷重的丈夫，她热情地亲吻于连。
“救救斯坦尼斯拉的母亲，”他说，命令似地看着她。“我从小房间的窗户跳到院子里，然后逃进花园，狗还认得我。把我的衣服打成一个包，立刻扔进花园。你等着，让他们把门打破。特别是什么也不要承认，我不准你承认，让他怀疑总比让他确信要好。”
“你跳下去会摔死的！”这是她唯一的回答，唯一的担心。
她跟他一起走到小房间的窗前，然后她藏好他的衣服。最后她才给她暴跳如雷的丈夫开门。他在房间里看了又看，又到小房间里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走了，于连的衣服扔下去了，他一把抓住，飞快地朝杜河方向花园较低的一头跑去。他正跑着，听见一颗子弹呼啸而过，随即听见一声枪响。
“这不是德·莱纳先生，”他想，“他的枪法太差，打不了这么准。”几条狗在身旁奔跑，也不叫，又是一枪，看来打断了一条狗的爪子，因为它嗷嗷地惨叫起来。于连跳过一块公地的围墙，隐蔽地跑了五十步，然后朝另一个方向逃去。他听见互相吃喝的人声，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仆人，也就是他的敌人，打了一枪；一个佃户从花园的另一头射击，然而于连已到了杜河岸，穿上了衣服。
一个钟头以后，他已离维里埃一法里远了，上了去日内瓦的大路：“如果有人起疑，”于连想，“他们会到去巴黎的大路上追我。”
下卷
第一章 乡居的快乐
“先生想必是等去巴黎的驿车吧？”于连停下在一家旅店吃午饭，店主人问。
“今天的，明天的，无所谓。”于连说。
正当他作心不在焉状的时候，驿车到了。有两个空位子。
“怎么！是你呀，我可怜的法尔考兹，”从日内瓦方向来的那位旅客对跟于连一起上车的人说。
“我还以为你已经在里昂附近，罗纳河畔一个迷人的山谷里安顿下来了呢？”
“好一个安顿下来！我在逃呢。”
“怎么！你在逃？你，圣吉罗！老实巴交的样子，难道你犯了什么罪不成？”法尔考兹笑着说。
“说真的，也差不多了。我逃避外省的那种讨厌的生活。你知道，我喜欢树林的清新和田野的宁静；你常常责备我想入非非。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听人谈政治了，可还是政治把我赶了出来。”
“那你在哪一党？”
“哪一党也不在，正是这把我毁了。我的全部政治是这样：我喜欢音乐，绘画，一本好书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快四十岁了。我还能活多久呢？十五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那又怎么样呢？我坚信三十年后部长们会稍许机灵些，但和今天的部长们一样正派。我把英国的历史当作我们未来的一面镜子。总会有一位国王想增加他的特权；想当议员的野心、成为贵族院议员和米拉波挣的那几十万法郎，总会让外省的有钱人睡不着觉：他们把这叫作当自由党和爱人民。成为贵族院议员或内宫侍从的欲望使极端保王党们奔窜不已。在国家这条船上，人人都想掌舵，因为给的报酬多啊。难道就没有一个可怜的小小的位子给普通旅客吗？”
“是啊，是啊，那对你这个性情平和的人来说倒是很有意思的。是最近的选举把你赶出了外省吗？”
“我的不幸由来已久。四年前，我四十岁，有五十万法郎。今天，我多了四岁，却大概要少五万法郎，我在卖掉座落在罗纳河畔、位置极佳的蒙夫勒里古堡时要损失这个数目。在巴黎，我厌倦了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迫使人们扮演的那种没完没了的喜剧。我渴望着温情和淳朴。我在靠近罗纳河的山里买了一块地，天底下没有那么美的地方了。
“村里的本堂神甫和附近的绅士给我献了六个月的殷勤，我请他们吃晚饭，我对他们说：”我离开巴黎，为的是一辈子不再谈论也不再听别人谈论政治，你们看到了，我什么报纸也没订，邮差给我送的信越少，我越高兴。‘“副本堂神甫不满意了，我成了无数明目张胆的要求、纠缠等等的目标。我想每年舍给穷人二、三百法郎，可人家要我送给宗教团体：圣约瑟夫会啦，圣母会啦，等等，我拒绝了，于是人家就百般羞辱我。我真蠢，居然恼了。我早晨出去享受我们山区的美景，总要碰上什么烦恼打破我的梦想，让我很不舒服地想起人，想起人的恶毒。祈祷游行的歌曲我很喜欢（大概是一支希腊曲子），可人家不再为我的田地祝福了，因为副本堂神甫说，这些田地属于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虔诚的老农妇死了母牛，就说是因为靠近了属于我这个不信神的人、来自巴黎的哲学家的一口池塘，而一个礼拜以后我发现塘里所有的鱼都肚子朝了天，被石灰毒死了。各种形式的纠缠包围着我。治安法官本是个正直的人，可他害怕丢了位置，就总是说我不对。田野的宁静对我来说成了一座地狱。一旦他们看见我被村圣会首脑副本堂神甫抛弃，自由党的头目退休上尉也不支持我，就都朝我扑过来，包括我养活了一年的泥水匠，甚至为我修犁的车匠也想白白地欺骗我。
“为了获得支持和打赢几场官司，我当了自由党；但是，正如你所说，这场鬼选举来了，人家要我投票……”
“选一个不认识的人？”
“完全不是，这个人我太认识了。我拒绝了，真是可怕的不谨慎！从这时起，自由党又缠住了我，我的处境变得不堪忍受。我相信，假如副本堂神甫想控告我杀了我的女仆，准会有二十个证人分别从两个党派里站出来作证，发誓说是亲眼所见。”
“你想住在乡下，却又不为你的邻居们的欲望效劳，甚至不听他们的高谈阔论。多大的错误啊……”
“错误总算得到了弥补。我正在卖蒙夫勒里古堡，必要的话就损失五万法郎，不过我很快活，我离开了这座伪善和烦恼的地狱。我要去寻找孤独和田园的宁静，这在法国只能到开向香榭丽舍大街的五层楼上去找了。而且我还得考虑考虑，如果我不在鲁尔区①通过给教区送祝福面包来开始我的政治生涯的话。”
“要是在拿破仑统治下，这一切都不会落在你的头上，”法尔考兹说，他两眼放光，闪烁着愤怒和遗憾。
“但愿如此，可你那波拿巴为什么自己都站不住脚？今天我的一切痛苦都是他造成的。”
说到这儿，于连更加注意了。他从第一句话就明白了，波拿巴分子法尔考兹就是德·莱纳先生于一八一六年绝交的儿时老友，而哲学家圣吉罗应该是知道如何通过招标为自己廉价租到公房的那个某省科长的兄弟。
“这一切都是你的波拿巴干的，”圣吉罗继续说，“一个正直的人，从无害人之心，四十岁拥有五万法郎却不能在外省定居，平安度日；那些教士和贵族把他赶了出去。”
“啊！别说他的坏话，”法尔考兹嚷道，“法国从未像他统治下的十三年中那样受到各国人民的尊敬。那时候，人们所做的一切都透着伟大。”
“你的皇帝，让他见鬼去吧，”四十岁的人又说，“他只在战场上才伟大，还有他在一八O二年重建财政的时候。从那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又该怎么说呢？他用他那些内侍、排场和杜伊勒里宫的招待会为王政的种种愚蠢造了一个新版本。这个版本经过修改，还能用一个或两个世纪。贵族和教士想回到老版本上去，可他们缺少向公众推销所必须的铁腕。”
“真是一个旧印刷厂主的腔调啊！”
“是谁把我从我的土地上赶走的？”愤怒的印刷厂主继续说。“国家对待教士应像对待医生、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