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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１９４３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１１５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６个大战略区中，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１９３８年８月，萧华率３４３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２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拥有１４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１９３９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１１５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４００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１９４１年春天开始，１１５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１１５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１９４１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６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１９４２年春，山东分局与１１５师决定把１９３９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６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日伪军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到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区内的日伪据点林立，９０％的老百姓被迫向日伪军缴纳租税，多数的地方政权是表面上应付八路军，而实际上是服从日伪军，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上为日伪所控制，八路军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山东军区的一项决定成了黄骅被刺的导火索。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日，在实现山东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仁甫却认为是山东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队的干部压地方干部，心里就憋了一股怨气。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１９４０年调离边区，担任过１１５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因为他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到１９４２年春，山东军区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鲁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经常给一些人小恩小惠，这些人受了他的笼络，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为此，当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经常帮助他，他却非常反感，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当他接到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后，便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了边区，夺了他的权。他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在暗地里设计自己的阴谋。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晚，黄骅和卢成道等人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黄骅等与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和卢成道等５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后来被争取过来，仍匪性不改。这次刺杀黄骅，就是由邢仁甫策划，由冯冠魁实施的。
刺杀黄骅的事件发生后，邢仁甫频频地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发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根本不承认此事与他有关。同时，还挑拨拉拢一些人，要把部队拉出来，跟他“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由于山东军区尚未掌握邢仁甫刺杀黄骅的确实罪证，所以罗荣桓等人决定继续对他采取挽救的方针，但也没有重用他。
到了１９４３年年底，邢仁甫觉得这样呆下去迟早要暴露的，所以就投降了国民党，由天津到了洛阳。他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原来盘踞的小岛时，跟着他的那部分人早已回到了军区的怀抱。最后，他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１９４９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才被捕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黄骅被刺后，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下决心整顿冀鲁边区，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军区，由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第十四章 复杂局面
第十四章 复杂局面
当时在山东的各种势力中，虽然各自的企图和目的是多种多样，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这三种主要力量中，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是可能结成联盟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按道理讲，日伪军是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共同的敌人，但有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同伪军或日军暗地里进行勾结，对付八路军。如果说，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但在国民党军队频频发动反共高潮后，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就变为两个，一个是继续与日军作战，打击侵略者；另一个就是在争取与国民党军队建立联盟时，还要应付自己的老对手——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派对共产党发动的进攻。这样，山东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
新的考验
１９４２年底和１９４３年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变化。德、意、日为代表的轴心国已开始走下坡路。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下旬，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发动了围歼德军集团的战役。战役于１９４３年２月２日结束，苏联红军共歼灭德军约３０万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在非洲，德国人的运气也不好。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下旬，英军在北非实施了阿拉曼战役，英军共歼灭德军和意大利军队５．９万人，虽然未能全歼“沙漠之狐”隆美尔指挥的军队，但这次战役却使北非战局发生了有利于盟军的转化。
１９４３年２月，日军在重新夺取主动权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
另外，苏、美、英三国正在商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在中国战区，情况也不错。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已草拟完毕，不久就要洗刷被日本人逐出缅甸的屈辱。
这些对蒋介石来说，都是好消息。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德、意、日三国的前途不太妙。蒋介石庆幸自己没有站错队，要是当初听了有些人的话，真的投降日本，到头来不但总统的位置保不住，并且还要成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等盟军打败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以后，就会挥师东进，他就可以不费气力地赢得抗战的胜利。
蒋介石打算的未来如梦一般美好，可他听到的并不全是好消息。
在敌后，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进一步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蒋介石似乎看出了苗头，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等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力量将相差无几。每当想到这些，他就感到如坐针毡，如鲠在喉，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蒋介石不允许共产党到处“游击”。他不想看到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大。有盟军帮忙，还用得着共产党吗？他比以前“清醒”了许多。既然抗战胜利是迟早的事，那么“安内”当然要比“攘外”更有油水。于是，蒋介石悄悄地做起了“手脚”。
１９４３年３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公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共产党的头上，把共产党说成是“奸党”，把八路军和新四军说成是“奸军”和“新式军阀”，把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污蔑为“新式割据”。在这本书中还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当年年初，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包围共产党根据地的一线部队，对共产党进行严密封锁，以阻止共产党武装向外发展，并要求各“清剿”部队认真包围进剿，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如不可能时，即对日伪军后方实施压迫，从而达到封锁共产党、八路军的目的。
山东的八路军与其他各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一样，要同时对付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经受住各种考验。
友谊之手
罗荣桓到苏北治病，之所以匆匆赶回山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李仙洲部到了山东，引起山东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成为１１５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李仙洲，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山东长清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