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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了留田突围这一夜，希伯高兴得像个孩子，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
说写就写，他的文章登在１１５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谋
“扫荡”与反“扫荡”情况极为复杂。从力量对比上看，八路军明显处于劣势，日军则处于攻势行动的有利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要想在日军的“扫荡”中减少损失，就必须实行符合实际的战术。按罗荣桓的话来说，就是“要用谋略”。
留田突围之后，１１５师又获悉山东纵队在沂水县以西的马牧池遭到日军的袭击，但情况不明而又联系不上。罗荣桓和陈光都十分着急。他们与朱瑞等人研究后认为，如果１１５师离开沂蒙山区，转移到外线去，虽然自身比较安全，但根据地内无主力部队坚持反“扫荡”斗争，根据地势必会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因此，决定回师沂蒙山区，坚持反“扫荡”斗争。
７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和特务营北上。为了减轻敌人对中心根据地的压力。８日，他们二人决定让师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带领３连去袭击敌人。罗荣桓对黄国忠说：“敌人在留田扑空后，正在摸我们的去向。我们就将计就计，暴露一下自己，把敌人从中心根据地调出来。”接着，他又具体交代：“敌人在垛庄（位于蒙山北麓）一带抢劫了很多牲口、物资，要运到费县，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他的埋伏。要打得狠，声势要大，动作要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我主力决战，其侧后受到威胁，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从我中心区调出来。”
９日清晨，黄国忠带着部队到了石岚附近。罗荣桓选的这个伏击地点非常有利。东西两侧高山耸立，中间一条大道伴着一条沙河，自北向南，纵贯而过。指战员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地，把住南北山口。为了增加声势，黄国忠又把全营的司号员全都调了过来。一切准备就绪后，单等日军来钻这个口袋。
黄昏，雨停了。大家等得正心焦，忽然从北面山口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敌人果然来了。
毫无戒备的日军，带着抢掠来的牲口、物资，队形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地向着３连埋伏的地点走来。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一发信号弹划破傍晚阴沉沉的天空，随后八路军的轻重机枪一同开火，军号声震天动地。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３连的战士们从山上直扑下来，不过半个小时的工夫，便结束了战斗。指战员们简单地打扫一下战场，迅速转移。
当夜，从３连枪口下得以生还的日军，把他们遭到八路军伏击的情况报告了上司。第二天，沂蒙中心区的日军果然纷纷外调。于是，罗荣桓和陈光又率部并调驻在滨海区的山东纵队第２旅一个营挺进沂蒙山。当他们回到根据地时，看到的是被日军“三光”政策搞得满目疮痍的村庄。据粗略统计，在日军的“扫荡”中，共有３０００余老百姓惨遭杀害，被抓壮丁１万余人，妇女被凌辱者难以数计。根据地房屋被烧毁者达四分之一，八路军常驻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老百姓的牲口、家禽、粮食被掳掠殆尽，生活用品被破坏无遗。部队的炊事班找不到锅，只好用提水的瓦罐做饭。敌人在这片废墟上安炮楼、修公路，又四处派出宣抚班，把老百姓赶到一处，在枪口下开大会，组织伪政权。如果八路军主力部队不返回沂蒙山区，这一地区就会沦陷，胶济路以南的各抗日根据地将难以坚持下去。
针对上述情况，１１５师决定打掉日军的宣抚班，制止伪化活动，鼓舞群众情绪。于是，将机关和抗大一分校的人员分为若干工作组，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汉奸。
罗荣桓和陈光率部在沂蒙区由西而东，由南而北，同日军兜圈子，于２１日经过岸堤，２６日经过马牧池，到达安保庄。途中在李家峪和西北村，又胜利突破日军的两次合围。沂蒙区的群众看到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回来，和他们一起斗争，受到了很大鼓舞。
罗荣桓虽然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直到中央军委决定他主持山东的军事工作之前，他还没有正式担任过军事领导职务。但是，自从１１５师进入山东以来，身为１１５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却在许多重大军事决策上给陈光帮了很大的忙，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已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山东的反“扫荡”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罗荣桓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遇事沉着，机智果断。有一天，师部驻地突然发现敌情，罗荣桓亲自指挥特务营抗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途中有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只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也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如按这个速度前进，不等部队过完，敌人就会追上来。罗荣桓望着滔滔河水，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对他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蹚过去，看看水有多深。”这时已经过了立冬，侯向之从冰冷的河水中一步步蹚过去。罗荣桓看着侯向之到了河的那一边，马上下达命令，整个部队全部徒涉。部队很快就过了河。然后罗荣桓命令用树枝把河两岸的脚印统统扫掉，消除徒涉的痕迹，但保留了那座独木桥，让敌人慢慢去走吧。
罗荣桓从不轻敌，也不靠侥幸取胜，总是把敌情侦察清楚以后才下决心。他常常率师部紧跟着敌人的一路，把这一路敌人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与敌“不即不离”。有时敌人刚从村东头出去，罗荣桓就率部从村西头进庄，敌人烧的开水还是热的。
１１５师在反“扫荡”过程中，也产生过失误，如在留田遭到敌人的合围，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２９日，师特务营与山东纵队２旅那个营，攻击绿云山的日军，师部、分局和战工会等机关人员，决定向临沂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转移。然而，敌人正在那里布置一个准备合击八路军的包围圈，在那一带活动的抗大一分校尚未发觉，他们给１１５师和山东分局的报告是“未发现敌情”。于是，在３０日拂晓，各个机关的大队人马开了进去，结果误入日军的合围圈，受到日军的合击。国际友人希伯和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１１５师敌工部长王立人等殉难。得知这一消息后，罗荣桓、陈光和朱瑞等立即率特务营赶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并派人去收容和寻找突围失散的人员。幸好，分散突围的绝大部分人员都安全地回到了集合地点。
１２月初，“扫荡”暂告一段落，日伪军陆续撤回据点。在陈光和萧华率师部转入滨海区的同时，朱瑞和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到南墙峪一带与已从外线返回沂蒙山区的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会合，共同研究山东的全盘军事部署。会后，罗荣桓准备东渡沂河、沐河，到滨海区去与师部会合。这时，他们又遇到了危险。
在罗荣桓一行东去滨海的路上，负责护送和警卫的山东纵队第２旅的一个营，与罗荣桓他们失去了联系。当时，在罗荣桓身边只有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骑兵排的二三十个战士。他们在一个小山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突然在他们住的村庄附近发现了敌人，情况十分紧急。罗荣桓果断地命令：“向西转移！”西面，虽是敌人据点密布的地方，但罗荣桓他们却是朝着向东去的敌人相反的方向行进，这样倒比较安全。这时，骑兵排的战士都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直插沂河与沐河之间的敌占区，一路上经过好几个敌人的据点，据点里的敌人误认他们是自己人，有的还摇着太阳旗打招呼，罗荣桓也让参谋向敌人招手示意。就这样，他们在敌占区内跑了一天，转了一个大圈，又从西面绕到东面，在太阳落山以后，安全到达滨海地区。
战 海 陵
从１９４０年开始，１１５师就多次运用“翻边战术”，在反“扫荡”中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但“翻边战术”一词的提出，并赋予它准确的含义，则是在１９４２年，并在随后的多次作战行动中一再采用。
１９４２年９月，秋收尚未结束，１１５师的情报部门就得到了一份日军作战计划。其内容是，日伪军将集中强大兵力“扫荡”滨海根据地。当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地区，显然这是日军非常重视的目标。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当即发出准备反“扫荡”的紧急指示。
日军将要“扫荡”滨海的风声越来越紧，老百姓在忙着坚壁清野，准备疏散，有些干部建议，党政军机关应迅速从滨海地区转移。
但是，作为当时山东八路军军事负责人的罗荣桓，却不赞成在没有搞清楚日军动向的情况下就仓促转移。他眼盯着地图，反复思考着从各地送来的情报。如果日军决定合围滨海，那么四面的敌情必定要发生变化。可是在滨海区北面的潍坊和南面的连云港，并未发现敌人的异常动向。罗荣桓怀疑，所谓日军将要“扫荡”滨海，可能是敌人施放的烟幕弹。
他主张先不要急于转移，看清日军的动向后再行动。
在当时，罗荣桓虽然是共产党在山东主持军事工作的负责人，但除１１５师外，对其他单位的行动没有太多的决定权，所以只有１１５师按照他的主张留在滨海。
１０月底，山东军区（１９４２年，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归１１５师领导）、省战工会及抗大分校等单位，却匆忙从滨海地区向鲁中地区转移。果不出罗荣桓所料，日军的那个“扫荡”滨海地区的作战计划，是通过特务机关抛出来的假情报。此时，敌人的重兵正云集鲁中地区，等待着滨海区的八路军往他们设下的圈套里钻。
当日军得悉山东军区等机关已到鲁中后，就纠集临沂、蒙阴、沂水等地兵力约１万余人，以沂蒙地区北部为中心，分１２路进行“扫荡”，企图合围山东军区等机关部队。１０月２７日，日军合围南墙峪，未逞。１１月２日拂晓前，又在沂水以北的对崮峪对八路军进行合围，八路军指战员与日军激战竟日，毙伤敌人６００余人，八路军也伤亡３００余人，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等英勇牺牲，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在突围时负伤。
１１５师领导对鲁中地区八路军的损失十分痛心。罗荣桓和陈光反复考虑，这样被动应付不是办法，必须找出日军的弱点，搅乱敌人的后方，迫使“扫荡”的日伪军撤出根据地，八路军就可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１１５师决定派主力南下，用“翻边战术”打开滨海南部的局面，并且配合山东其他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海陵位于滨海根据地的东南端，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的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该区南临陇海路，东接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冲。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以后叛变投敌的王凤鸣。他这时已改名杨步仁，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连云港一带。他所带领的伪军，不但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而且还施展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