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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政委最安全，用不着担心。在反“扫荡”中，机关几乎天天转移，随时都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但大家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该开会的开会，该出报的出报”，机关日常工作一直没有停顿过。
１１５师机关在内线与敌人周旋的同时，第６８６团、苏鲁支队、教导大队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外线狠狠打击日军，有力地牵制了在中心区进行“扫荡”的敌人。日军遭到的损失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把正在进行“扫荡”的一部分部队撤了回去。
在这次反“扫荡”结束时，罗荣桓总结了经验。５月１４日，他在葫芦套召开的干部会上说，要普遍组织游击小组，“凡属我们的部队及机关都要这样做……我们自己先做出一个榜样来，我们要大力宣传，大力鼓吹。”他认为，机关人员“除了固定职务工作外，还要接受军事锻炼……将来可以出现大批的有作为的指导员干部。”
罗荣桓还指出，敌人“利用青黄不接、部队与群众粮食困难之际来扫荡山区，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如果把主力运动到敌人的后方去活动，很容易解决粮食问题。再过一个月青纱帐又起，我们还可以到平原上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是后来提出的“翻边战术”的萌芽。
无声的战斗
１９４１年３、４月间，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７月至９月，搞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大“扫荡”。秋天，敌人将“扫荡”的重点放在沂蒙山区。
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于１９４１年８月，决定合并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军政委员会，山东纵队也由１１５师指挥。１０月２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１１５师分别发出粉碎日军“扫荡”的指示。
１１５师指示的大意是：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的作战意识，不要在遭受敌人的第一次合击后陷于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不使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６０里以内行动不请向导。指示下达后，罗荣桓又亲自组织参谋人员到各地察看地形、道路，布置情报通信网，组织精干的游击小组，为彻底粉碎日军的大“扫荡”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１１月初，侵华日军推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这期间，日军第１２军司令官土桥一次调动３个师团、４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５万余人，向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尔后采取分区“清剿”和“辗转抉剔”的战法，企图消灭共产党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这次行动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分工主持山东军事工作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１１月５日清晨，敌人分为１１路，在坦克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此时，１１５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共２０００余人，就住在青驼寺东北的留田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１１５师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一个特务连。
上午，日伪军已将留田团团围住。敌人离留田最近的只有七八里路，远的也不过十余里。１１５师的指挥机关、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的处境十分危险。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的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庄里，有一间草房，里面挤满了人。其中罗荣桓、朱瑞、陈光、萧华和陈士榘，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在罗荣桓主持下讨论行动方案（陈光此时从滨海区养病刚刚回来，尚未进入情况）。炕上摊放着军用地图，罗荣桓、陈光等人都围着地图在沉思，研究突围的方向。讨论已经有个把钟头了，需要赶快作出决定，因为敌人正在逼近。然而，又不能匆忙做出决定，怕万一撞到敌人的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的人主张向东，想想又不合适，转而又主张向西，但仍然是没有把握。作为军事主官的罗荣桓一直没有说话。
提出的方案有３个：一是向东，过沂河、沐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张向南，因为南面是临沂，那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此次日军“扫荡”的总指挥就坐镇在那里。
山东纵队归１１５师指挥后，罗荣桓第一次担任军事主官，就遇到了如此严峻的考验。
以前罗荣桓也曾多次指挥过部队作战，但每一次都没有这次责任重大。１１５师机关、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罗荣桓感到肩上的压力太大了。这时只有他最有权力决定部队如何行动。下达命令也许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要定下决心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好在十几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他的文韬武略，在困难中作出抉择，已不是什么新的课题。
当大家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罗荣桓静静地倾听，从中发现有益的东西，同时他又冥思苦想，努力找出一个万全之策。
既然我们自己认为向南突围是不合适的，那么日军也一定会认为八路军不会向南突围。“对！就向南突围”。罗荣桓作出这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决定。
战争的历史告诉人们：往往是最危险的行动，也极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往往是最容易失败的事，结果却获得了成功。战争需要冒险，胜利之神也常常将胜利的天平倒向冒险者一边。
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呢？罗荣桓分析了敌情：
东面，沂河、沐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日军预料到八路军可能要到滨海，如果八路军东去，很可能钻进日军布下的口袋。
北面，日军正疯狂南压，而沂蒙区北部控制在东北军第５１军手中。８月间蒋介石将沈鸿烈调走而任命国民党第５１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后，于学忠与蒋介石的矛盾有所缓和，东北军同八路军的关系便逐渐恶化。此时，第５１军正在北沂蒙一带与山东纵队搞摩擦。如果八路军北上，很可能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
西面，临沂至蒙阴公路已成为日军合击的主要目标。
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到八路军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向南突围，首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尔后转而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
听完罗荣桓的决定和分析，大家感到豁然开朗。
随后，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罗荣桓给各部队明确了任务。
罗荣桓交代完任务后，又给营的干部作了具体分工：由师特务营营长陈士法和教导员带第１、２连作前卫；副教导员带第４连居中，护卫机关；副营长带第３连担任后卫，负责收容。他要求指战员的步枪一律压满子弹，上好刺刀，随时准备战斗。他还宣布行军纪律，即在行动时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
太阳落山，河滩上飘荡着一层薄雾，夜幕悄悄地垂下。守卫在留田周围的山头上的八路军指战员们，可以看到日伪军点起的一堆堆篝火。人喊马叫，此起彼伏。
日军看起来颇为得意。他们已经知道，被围的是八路军的三大主力之一，是曾使大日本皇军精锐大丢面子的１１５师的首脑机关。现在八路军已经成了他们的盘中餐，网中鱼，只要明天一发起进攻，“铁壁合围”就可大功告成，那就会使日军报平型关的一箭之仇。
各种突围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罗荣桓还是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他尽可能去发现突围准备活动中的每一个漏洞。
司令部机关人员在留田东面的河滩上集合完毕，前卫１连就要出发了，这时罗荣桓大步走来，问道：
“你们连哪个班担任尖兵班？”
“还是１班。”宋连长回答。
“哪位是１班长？”罗荣桓走到一班跟前。
“报告首长，我是一班长回景和。”一班长出列报告。
“你们班担任尖兵任务多，有经验。”
战士们听到师政委的表扬，心里都美滋滋的。
“不过，今晚的任务特别艰巨。这么多机关干部能不能安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就要看你们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虽然罗荣桓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那毕竟只是判断，并不一定代表真实情况。即使是判断正确，那也不是向南就一点危险也没有，１１５师机关的这次突围，能不能成功，确实还是一个问号。为了能增加突围成功的把握性，罗荣桓这次竟然亲自过问尖兵班的情况。
然后，罗荣桓开始检查尖兵班的准备情况。当他知道战士小贾正在发烧时，便让警卫员小郭把他的军用水壶拿来递给回景和，同时说：
“你们班里有病号，把它灌上水，路上好用。”
部队出发后，罗荣桓和陈光带着作战科和侦察科的几位干部一同前进。侦察科副科长周云带着侦察员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不时派人回来向罗荣桓报告前面的敌情。走到政治部驻地张庄，守候在路边的政治部的队伍也参加进来。敌人的封锁线到了。两股敌人之间距离只有一公里半。罗荣桓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队伍在日军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闪展腾挪，迂回穿插，一连越过３条大路，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嚣，然而都悄悄地避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敌人的后方高里，不出罗荣桓所料，日军守备果然空虚。部队折而向西，在护山庄宿营。此地紧靠临沂至蒙阴公路，距临沂城只有２５公里。
这时，天已大亮。在村边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日军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源源北上。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罗荣桓命令派出警戒，就地宿营。
当大家和衣躺在草铺上时，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这对于劳累了一昼夜的八路军指战员来说，无疑是绝妙的催眠曲。
这次行动，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在这次突围队伍中，有一个外国人，名字叫希伯，是德国的进步记者。他到过陕北、皖南和苏北，访问过毛泽东、朱德、叶挺、陈毅等人。１９４１年９月，由苏北过陇海路来到山东根据地，罗荣桓热情地接待了他。１１５师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打算让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可希伯不同意，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山东战场的情况。”
度过了留田突围这一夜，希伯高兴得像个孩子，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