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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瓦解，但１１１师的事件是蒋介石分裂倒退政策逼出来的。事变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是与全国人民的抗战、团结、进步的要求一致的。八路军必须予以支援。但这个师仍是一支旧军队，缺乏群众基础，加上整个东北军中反动势力很大，必然要镇压和分化这支部队。因此，在该部队可能出现混乱时，共产党应该从各方面支持他们。罗荣桓提议，派万毅和以前从这支部队撤出的地下党员王维平立即到１１１师去，与事变领导人一起稳定队伍。
虽然与会的大多数人支持罗荣桓的意见，可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如此处理存有疑虑。他们的理由是，从大局上看，共产党的主要方针是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并且与东北军合作又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点。一旦八路军在这一事件中陷得太深，就会与原东北军发生矛盾，使八路军在山东树敌太多，并给国民党反动派提供口实。
这些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山东，共产党太需要同盟者了。如果八路军再失去东北军，那么自己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但是，事情的发展正如罗荣桓预料的那样。由于仓促行动，东北军的反动势力刚一苏醒过来，就立即对郭维城所率进步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孙焕彩纠集一些部队抢占了位于日（照）莒（县）边界、日莒公路以南的甲子山。参加事变的原东北军１１１师大部被迫转至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休整，师长常恩多在转移途中病逝。
甲子山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像一个楔子伸入当时已是八路军根据地滨海地区的中部，孙焕彩的行动，也严重地威胁着滨海根据地的安全。
面对这一形势，罗荣桓与朱瑞、黎玉、陈光等人共同研究，决定调部队协助第１１１师进步力量，在８月中旬发起了讨伐叛军孙焕彩的战斗，收复了甲子山。第１１１师仍然使用原番号，经官兵代表民主选举，万毅担任了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维平任副主任。同时，从１１５师和抗大一分校抽调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和模范战士支援１１１师，充实连队，加强机关。罗荣桓还亲自到这个部队向广大官兵作时事报告，讲解国际反法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大家眼界大开，精神振奋，稳定了情绪，提高了抗日觉悟。
虽然１１１师的番号没有改，但实际上，这支部队已成为接近于八路军政治立场的力量。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逃到日莒公路以北的孙焕彩又举兵侵占了甲子山区。山东军区曾帮助第１１１师进行第二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后因日伪军进行冬季“扫荡”而停止。孙焕彩控制着甲子山以南的部分地区，对八路军大搞摩擦，成为滨海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１２月中旬支援第１１１师，发起第三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参战部队主要有刚从苏北调回的教导５旅、教导２旅第６团、山东军区第２旅第５团和第６团、滨海分区独立团等单位。
在此之前，根据中央的指示，为支援在“皖南事变”遭到重大挫折的新四军，山东的八路军曾调一部分力量去支援新四军，后来根据情况的变化，一部分已划归新四军指挥的部队又回到山东八路军的建制。上述从苏北调回的部队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战役发起之前，罗荣桓到教导５旅，看望了刚归还建制的指战员，并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夺回甲子山，对支援第１１１师，巩固和扩大滨海根据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用手指着甲子山方向说：“你们要把孙焕彩这个钉子拔掉，在那里安家！”
１２月１７日，陈光到前线亲自指挥这次作战。处理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陈光的弱项，但指挥打仗则是他的强项。经过察看地形和侦察，陈光决定采用中心开花的战术。具体部署是：以教导５旅从东面绕过朱芦和刘家东山去攻占孙焕彩的驻地石场；以教导２旅第６团、山东军区第２旅第５团和第６团从西面攻占祉坊；以第１１５师迂回占领甲子山制高点。乘夜各路隐蔽进入攻击阵地，待第１１１师占领甲子山后打信号弹，各路一齐出击，占领石场，然后乘乱歼灭孙焕彩部。１８日晚，部队按部署展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第１１１师打了信号弹后，西线部队占领了祉坊，但东线部队出了岔子，被向导带错了路，结果是南辕北辙，不是北上石场而是南下到了朱芦。待发现这一错误时，天已经大亮了，再返回去攻石场，必须经过孙焕彩的刘家东山阵地。在此情况下，陈光决定强攻刘家东山。
攻击开始后，敌人凭借用石条修筑的坚固碉堡，用密集的火力进行顽抗。教导５旅伤亡很大，进攻未能奏效。看来，打仗不能光靠死打硬拼，还需要打巧仗。
正在师部参加生产节约大会的罗荣桓，听说战斗打得不顺利，就马上带上一个骑兵排，赶到前线，一直来到距敌只有５００米的指挥所，主持指挥员们开会，研究打法。朱瑞和陈光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初战不利的教训，决定改变打法。然后，山东纵队第２旅用炸药包摧毁了敌人的坚固工事，战斗发生了转机。在八路军强大攻势压迫下，孙焕彩支持不住了，很快就率残部仓皇逃跑，甲子山区终于被八路军收复。
第十章 巧用“翻边战术”
第十章 巧用“翻边战术”
在日本人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中，日伪军不断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在日军强大，八路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八路军只能进行敌后游击战，采用“翻边战术”，即不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并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的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人的“扫荡”。这一战术符合当时敌后抗日斗争的实际。因为，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敌占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少，后方空虚，八路军在敌占区仍可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在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中，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到敌占区，袭击日军后方，打击敌伪政权，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
虽然“翻边战术”从１９４０年就已开始运用，但只是到了１９４２年，罗荣桓才正式把这一名词提出来。
大洋马
１９４０年４月中旬，日伪集中了近８０００人的兵力，分别从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据点出动，向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春季“扫荡”，企图乘青纱帐未起之前，一举歼灭八路军。各路敌人互相策应，步步为营，首先在边沿区“扫荡”了一个星期，从２１日起，开始向大炉中心区合围，主要目标是１１５师的指挥中心。
敌人“扫荡”的消息传来时，１１５师正在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随后，陈光与罗荣桓决定，除师机关率特务团两个营配合鲁南军区四县边联支队坚持在内线与敌周旋外，其他主力部队均置于外线，从背后拖住敌人的后腿。
在完成部署之后，为了缩小目标，便于机动，留在内线的师司令部、政治部和鲁南区党委（１９４０年４月，鲁南地委改为鲁南区党委）都分散活动。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机关，只带一个连，单独行动。
一次，峄县支队的负责人王六生听说罗荣桓身边只有第３连，就在附近活动。他们感到太不安全，立即派人送信给罗荣桓，说明他们带了两个连，愿意担负保卫师首长和领导机关的任务。罗荣桓回信说，他不需要警卫部队，要他们按原定计划，转移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１１５师的领导和机关经常是以小单位分散活动，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游击战的特点，但也确实很危险。
机关的特点是知识分子比较多，而参加过实战的人相对较少，为了能够适应这种分散活动的环境，机关的非战斗人员也必须学会作战的基本技能。同时很多部门还要同时兼做多项工作，罗荣桓便让政治部的人兼做司令部的工作，组织部兼作战科工作，敌工部、保卫部兼侦察科工作，宣传部负责训练群众进行游击战。他又把机关干部、战士剧社的演员和机关勤杂人员，分别组成游击小组，有的担任警戒，有的外出侦察敌情。有一次，罗荣桓派组织干事周之同和一个油印员换了便衣出去侦察。他们没有侦察的经验，罗荣桓就教给他们如何分辨敌人的马蹄印、炮车印，如何监视敌人和如何及时报告。就是这样，罗荣桓虽然只带了１个连，但却准确地掌握着敌情，有时在几路敌人的结合部穿插而过，有时尾随一路敌人，不即不离，与敌人“捉迷藏”。
但是，也有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天拂晓，人们还没有起床，哨兵突然发现北面有敌情。这时，３连已离开政治部执行其他任务了。保卫罗荣桓和政治部机关的只剩下１个警卫排加１个班。罗荣桓命令１个班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南转移，他带另外３个班爬上村旁的山头，监视敌人的行动。这时，在东北角和西北角两面都发现了敌人，正面被山挡着看不清楚。
突然间，罗荣桓发现山下有几匹无人看守的大洋马，便对警卫班长罗贵明说：“你们派几个人下去看看，把洋马牵来。”
那时候马匹可是宝贝。八路军没有机械化部队，也没有装甲部队，骑兵就是主要的突击力量，马匹的多少已是衡量一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并且马也是八路军和大多数日军指挥员的坐骑。现在部队指挥官有越野汽车，那时候连日军都没有，就别说八路军了。八路军行军打仗，干部们主要是骑马。日军的马个头大、体壮，要比中国产的马威风得多，因此是很多八路军指战员理想的坐骑。罗荣桓也不例外。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他还是对山下的几匹大洋马眼热起来。
警卫班的三个战士悄悄地绕到山下，摸到大洋马附近侦察情况。这一看不要紧，几个战士惊出一身冷汗来。原来敌人的大队人马都隐蔽在山沟里，就在离那几匹马不远的地方。
他们急忙赶回山上，向罗荣桓报告所发现的情况。
罗荣桓毕竟身经百战，他听了以后，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着急，山下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再等一等。”
事情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正面山下的敌人近在咫尺，却没有发现八路军。两翼的敌人虽然距他们的直线距离很近，但“看山跑死马”，山路崎岖，一时还过不来。罗荣桓举起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着，敌人越来越近了：５００米、４００米、３００米……当罗荣桓预计政治部已转移到安全地带，敌人相距已不到２００米时，他才转移。罗荣桓面临强敌如此镇定沉着，泰然自若，给部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治部的干事们都说：跟着罗政委最安全，用不着担心。在反“扫荡”中，机关几乎天天转移，随时都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但大家按照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