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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传统不会丢，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会动摇！帽徽虽然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永远是红的！”
是的，红军虽然成了“国军”，但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中还有一点，即“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军装换了，帽徽变了，但是红军的政治信念却没有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八一”建军节给每个老红军战士发了一枚纪念章。罗荣桓当时也把这枚纪念章带在胸前，他对战士们说，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１０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一席话使在场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很多道理，他们也许还有一些疑虑，但心里却比以前敞亮多了。
三原秋点兵
在接到整编命令时，红一军团正驻扎在陕北的宁县、正宁和旬邑附近地区；１５军团驻扎在镇原（孟坝）和西峰镇附近地区。８月２２日，部队接到命令，在陕西三原云阳镇集结，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一大早，阳光像金沙一般铺在宽敞的土坪上，天空湛蓝湛蓝，一点风丝儿都没有。指战员们都换上了新的国民党军军服，各部队整整齐齐地排成方阵，静待检阅。
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像这样的大晴天真是不多见。有的人心里就想，这是否预示着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帆风顺呢？
从前位于每一支部队前方的红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今后就要举着它去和日本鬼子干了。有的人看着别扭，这旗灵吗？他们的心里在犯嘀咕。
“立正”的号音过后，从队伍的一端走来几位领导，他们是八路军第１１５师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等，其中还包括来自总部的叶剑英。由于新任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已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就由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宣读改编命令，并带领全师指战员进行庄严的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要坚决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６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要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不侵犯群众的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
宣誓声像黄河壶口瀑布的涛声，响彻云霄，震撼着清晨的旷野，激荡着红军指战员的心。它正像那滔滔东去的黄河，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罗荣桓立即率领作为八路军抗日先遣队的第３４３旅先于其他部队出发了。
一支铁军
１１５师主要是由第一方面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包括红１军团和第１５军团。红１军团战斗力最强，它曾被称为铁军。红１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中央红军，即从前的红军一方面军，它随毛泽东转战中央苏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５次反“围剿”作战，就是在原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授予的１０位共和国元帅中，就可以看出红一军团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因为这１０位元帅中有８位来自红一军团，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林彪都在红一军团工作过，由此可见红一军团在红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时有一、三、五、八、九共５个军团，但到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就只剩一军团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只有红一军团从头至尾走过长征二万五千里。而其他到达陕北的红军，如红１５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等部队，虽然都参加了长征，但他们开始长征的时间都晚于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程也都不足二万五千里。
红一军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由毛泽东、朱德带领上了井冈山。后来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之前，一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朱德和毛泽东兼任。１９３２年３月，林彪被任命为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随中央红军行动。但到四渡赤水作战时，中央红军的５个军团就只有一军团还保留着师的编制，其他军团已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团直接指挥。飞夺泸定桥也是由这个军团干的。由于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呆的时间最长，所以他对这个军团有着特别深的感情，军团中的大多数干部他都很熟悉，并且是在他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林彪刚认识毛泽东的时候，才是一个营长，１１５师参谋长周昆在井冈山的时候还是一个战士。毛泽东不但了解这支部队，而且也给予红一军团以最大的信任。虽然在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周围的很多人，特别是与他有矛盾的人却经常就此事对毛泽东进行指责。这可以从聂荣臻的回忆录中看出。
在红军即将开始长征时，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想知道红军要去什么地方。但毛泽东为了避嫌，没有主动告诉他。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１９７６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也始终未离开红一方面军，特别是在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时候，毛泽东也未离开过当时被编在右路军的红一军团。
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到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就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红一军团。在这期间，他把林彪任命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命林彪为１１５师长。１１５师的大部分领导都是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师长是原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副师长（实际上就是政委）是原来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相当于政治部主任）是原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是一军团２师政委肖华，参谋长周昆也是原一军团的。１１５师的领导班子都在一军团任过职。可见毛泽东对原红一军团的重视。
林彪和聂荣臻
中共中央决定了１１５师指挥员的人选后，林彪便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老部队——红一军团。
这样，林彪和聂荣臻又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二次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众多将领中，林彪与聂荣臻之间的共识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黄埔军校时，聂荣臻是教师，林彪是学生。在红军时期，林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是师长，聂是副师长。在建国后１９５５年授衔时，他俩都被授予元帅军衔。
林彪与聂荣臻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在红军时期的１９３２年初到１９３６年初，这次时间比较长，约４年；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时间只有约两个月；第三次是在平津战役期间，时间也只有两个月左右。
聂荣臻与林彪初次相识是在黄埔军校，当时林彪是黄浦第四期学生，聂荣臻是黄埔的教官。聂荣臻认为林彪在学习上很一般，“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说当时他同林彪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也不深。虽然聂荣臻说林彪“政治上不活跃”，但并不表明当时林彪在政治上不进步，因为林彪入黄浦军校之前就在林育英（张浩）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聂荣臻是林彪的上级，林彪从黄埔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就是经聂荣臻之手办理的。
林彪与聂荣臻共事最长的时期，也就是在红军时期的４年。在这一段时间内，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在几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看来，他们当时的合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否则，如果当时两个人合不来，红一军团的战斗能力就不会那么强，毛泽东也不会让他们在一起共事那么长的时间，并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又把他俩放在一起。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时在处理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态度：
“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从聂帅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在很多事情上是让着林彪的。这一点是非常可信的，因为林彪在军事上向来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但林彪对自己的老师又是怎样评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中可以推测到，林彪对聂荣臻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平津战役时，他曾经向中央提出要求让聂荣臻代替罗荣桓出任第四野战军政委。
尽管如此，但据聂荣臻回忆，他们之间还是发生过几次争吵。
两人的第一次争吵是在１９３２年４月底前后，当时红军打下了漳州，部队在漳浦地区进行筹粮筹款，“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第二次争吵是在长征途中。当时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时，林彪不执行军委的命令，聂荣臻为此与林彪争吵起来。聂荣臻回忆说，“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争吵的结果是林彪让了步，因为通过调查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两人之间的第三次争吵也是聂荣臻回忆录中提供的。据说是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一些胜仗，但也打了一些败仗，因此当时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开始流传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当时红军为了甩掉敌人，走的路比较多，有时还跑了很多的冤枉路。林彪就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