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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京都再饿死流民啊！”他立即召来市易司提举吕嘉问，严令在三天之内查清京都仓凛现储粮米的确切数字和京城里富商大贾囤积粮米的确切实情，以备必要时采用非常措施进行救灾。
吕嘉问现时正在苦于应付吕惠卿和曾布奉皇帝谕旨对自己在市易务违法罪责的复查。这是有关市易法命运的一次复查，他怕曾布抓住市易买卖那些枝节问题不放，更怕吕惠卿借题发挥，哪有心思去清查仓凛粮米帐目和富商的固粮情况，他完全没用心思理解王安石这一指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了抢得时间堵塞市易务的漏洞，他只是满口唯诺地答应王安石，便抽身离开了。
“不能因灾情而累及‘变法’的推行。”王安石接着召来代理朝廷具体事务的翰林学士兼三司使曾布，令其在三天之内，查清‘变法’六年来国库岁入银两的递增数字、均输收入的具体数字、青苗收息的具体数字、水利兴修及灌溉田亩的具体数字，开垦荒田的具体数字、均田清丈征税的具体亩数和“变法”六年来用于水利修建、农田灌溉、荒地开垦、灾荒补助、增加吏禄、增加公使钱、增加宫观耗用的具体开支，并详细开列西北“熙河开边”和西南“梅山之捷”两次用兵的战争费用。以备用可见可着的具体事实，回击朝臣们对“变法”的弹劾和攻击。
曾布此刻已自顾不暇。吕嘉问把一项“沮害市易法”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吕惠卿加入对“市易违法案”的复查，弄不好是要为吕嘉问解脱，并可能制造一种“诳报欺君”的罪名置他于死地。他哪里还有精神去和六年来名目繁多的数字纠缠。再说，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功过，都涉及着吕惠卿、章惇、吕嘉问的职权，若稍有差池，不是又自招咎怨吗？他心里暗暗叫苦，也只是口上应诺而已。
“不能因‘曾布沮害市易案’而加剧商贾的怨恨和‘变法’者内部的纷争！”王安石又召来正在奉旨复查这一案件的吕惠卿，明确告知：借复查此案之便，立即纠正吕嘉问在市易管理上“编管无罪牙人”、“枉徇市易、决责商贾”、“希进妄作、侵渔贫下”的违法行为和“尽括行户、细碎无遗”、垄断市易、拘拦商贾、包办买卖的过火做法，以缓解商贾之怨、调动小商小贩获利之心，繁荣市易，以利救灾。并暗示吕惠卿放慢复查“曾案”的步伐，以缓解朝廷百官日益紧张、猜疑的气氛。
吕惠卿完全理解王安石此刻的焦虑，也完全清楚王安石这一决策的重大关系，但他不愿放过这次个人显示才干的良机。他虽然痛快地答应了王安石，但心里真正谋划的，是如何在此次“复查”中取得皇上的更大信任。
“不能蒙在鼓中昏昏应变。”王安石最后召来了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询问谏院、御史台和朝廷百官的动静。
邓绾，字文约，时年四十六岁，四川成都双流人，原为宁州通判。熙宁二年“变法”开始，他上书王安石，极力赞颂“变法”，被王安石调至京都，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同知谏院、侍御史杂知事而迅速迁升为御史中丞。
邓绾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千万流民涌入京都，已动摇了朝廷百官对‘变法’六年来所有成就的信赖，把三年前关于均输法‘官商勾结’和青苗法‘抑配贷款’的老帐又翻弄出来了。谏院、御史台一些原来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已流露出对司马光、苏轼的怀念，人心在变！而藏匿于心底不露于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现时的情状是，只要有一点儿火星迸溅，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俗话讲‘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可历朝历代的事实是：家贫孝子少，国难奸佞多……”
王安石静听着，默然不语。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时年四十七岁，原为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进京谒见王安石，极言“变法”之必要，被王安石荐于皇帝赵顼，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而迁升为同判太常寺。
李定在王安石皱着眉头时，开口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天深夜，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悄悄驱车去了洛阳……”
王安石神情悚然。
舒亶神情紧张地询问：“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李定望着沉思的王安石，严肃地说：“韩维的洛阳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这似乎表明，圣上的心已悄悄转向司马光了。天灾不足虑，哪个朝代都有旱涝螟蝗之灾，执政者应尽力补救，以减轻黎庶之苦，实在无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老天爷总归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虑，万八千人喝的稀粥，朝廷还是供得起的。拿出几万斛粗粮碎米，也够打发几个月了。实在不行，拿京城里的几个大户开刀，也能榨出几万斛粮米来。朝廷百官的弹劾参奏也不足虑，现时的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还没有出现像司马光、苏轼那样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让他们放开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现时最可虑的，是皇上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如若司马光再不甘于寂寞，借机图进，落井下石，朝廷形势就很难说了……”
王安石的神情显得更为忧郁、阴沉了。
舒亶，字信道，浙江明州慈溪人，时年三十三岁。原为临海县县尉，因勇于任事，政绩颇佳，“变法”伊始，被王安石调进京都，授予监察御史里行之职。
舒亶此刻似有意与李定相呼应，立即从怀中取出一部《钱塘集》，双手呈于王安石面前，言词激烈地道出了一个更为可虑的现实：“朝廷这场纷争的出现，表面看来，是由十月不雨的天灾引起的，其根子，可能是来自后宫。这本《钱塘集》在前几天突然接版行世，而且很快哄响京都，朝廷百官、文人墨士立即唱和叫好，并借其诗集中的一些诗句，发泄对新法的不满，决不会是偶然的。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诜出资按版印刷的。而这个王诜，正是苏轼的密友，正是司马光道德文章的崇拜者，而且上通后宫，下达文坛。现时的一切迹象表明，韩维的洛阳之行和这部《钱塘集》的行世，可能都是有人在暗中策划……”
邓绾、舒亶、李定这三个人物，是“变法”六年中涌现出的一代“俊彦之大”的代表，他们都以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气，赢得了王安石的青睐，现时已成为“变法”派中仅次于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的重要成员。由于近一年来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之间的内争日益显露，舒亶、邓绾、李定对王安石的影响也就日益增强。也由于他们都是在“变法”大潮中随着潮流浮上来的，在这六年“变法”与“流俗”的生死相搏中，他们似乎都不曾精研“变法”的宗旨和内涵，而是热衷于争斗方式上的陶冶。他们已习惯于以“流俗”为对象，以司马光、苏轼等人为靶子。
邓络、舒亶、李定离开之后，他们留下的答对和进策，猛烈冲击着王安石。
“根子在后宫”。这个分析有道理。王安石认真思索：“变法”已有六个年头，各地机构已经完备，州府官吏已明宗旨，九项新法已经推行，天下人心已经习惯，朝廷之内“流俗”已被逐尽，“变法”不可逆转之势已经形成。朝臣中些微的风吹草动，是不足以动摇“变法”根本的。唯一能够造成“变法”逆转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后宫。后宫，毕竟是皇权最高的操纵者啊！
王安石想着后宫的主要成员：年轻浮躁的岐王赵颢，沉湎于宫中燕乐，虽一直不满“变法”，但人望不高，声大而无人听闻，皇上素来对其反感，起不了什么作用。年轻聪颖的嘉王赵君页，生性淡泊，沉醉于琴棋书画，特喜医书，对朝政兴趣不大，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医，在政见上也不会起大作用的。染有文人积习的驸马王院和处事填密的贤惠公主，虽然是皇太后、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但毕竟身居外戚，在朝廷人事上可能有所影响，但在朝政大事上，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皇上早已对这对夫妻与后宫密切的关系有所戒备。整日目不转睛看视着儿子的皇太后，在处理外戚的关系上是聪慧明敏的，但在朝政的决断上，尚且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她整日地忧虑、愁苦、担心、训示，只是护着儿子的母爱罢了。整日陪着皇上提心吊胆的皇后，仅是一个心底善良的女人，一个姻淑柔情的妻子，一个全心随着皇上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的可心人。而整日嘻嘻哈哈、城府深沉的大皇太后，才是皇室真正的神明！这个女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既能看到“变法”会给大宋江山带来中兴，也能看到“变法缺失”可能会给大宋社稷带来危害，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这个女人，有着一颗深邃难测的心，开口说出的话，几乎都是用欢愉轻松的彩纸包裹着，寓深意于不经意之中，使听闻者三思之后始能得其奥旨。这个女人，有着老辣独到的谨慎，思多于言，大智寓于拙愚，在“变法”六年中，很少对“变法”的推行和朝政纷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却有力地影响着朝廷的稳定，支持着“变法”的进行。可现时，在这场十月不雨的特大灾害面前，这位皇室之神，另要策划一场“变法”逆转的悲剧吗？皇上呢？现时确实如李定所语：“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对“变法”又一次动摇了。这种“动摇”，已经通过“避殿”、“减膳”、罪己的“广求直言”等过分谦恭的举止，显露在群臣面前，从而加剧了朝廷的慌乱，下一步只怕他真地要以新法作为敬天赎罪的祭物……
王安石深思之后，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朋友司马光和苏轼。按照邓绾、舒亶、李定所论，子瞻和君实都是后宫策划的这场纷争前后两个关键环节的关键人物，子瞻已以其诗作掀起舆论大波，搅乱了人心；皇上派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去洛阳，君实返回京都收拾局面。王安石痛苦地闭上眼睛，三年前那夜在司马光府邸与君实、子瞻相聚话别的情景，蓦地复现在眼前。司马光举杯吟诵的和苏子瞻起舞歌吟的诗句，随而复响于耳边，沸腾着的友谊情愫，也随而浸漫了他的身心。
夜深之后，王安石处置完公务，拿起苏轼的《钱塘集》翻阅起来。这部诗集，确实是子瞻写的。但子瞻远在杭州，能有分身之法参与后宫的谋划吗？子瞻是个口无遮拦之人，若借人搭桥参与其事，或领受其后宫所使，何不写奏表、举弹劾，有恃无恐地图个痛快呢？何必苦心孤诣、用写诗的辛苦、拐弯抹角地在字里行间露其所思？况且，一部诗集的镂版印刷也需要时日，纵然是驸马王诜，也不会在三五十天内用气吹出一部精致的诗集来。唉，晦气未消的苏子瞻，只怕是糊里糊涂地又撞进了一股更为晦气的漩涡……
难道是身居洛阳的司马君实参与了后宫的这场策划？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作如此猜测，也许是出于纷争中的警觉，自己若轻信这般猜度，那就是对友谊的读亵了。司马君实，刚正坦直之人，光明磊落之士，断不会依从权势而屈毁名节的，即使皇太后、太皇太后谕示其所为，君实也会以屈原为楷模，明来明往。可现时韩维确实去了洛阳，君实纵然不会“借机图进、落井下石”，但君王圣旨，却不能不依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