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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赵顼在思绪混乱中寻找着出路。他毕竟是已经当了七年的皇帝，已经探知治理天下的一些奥秘，已有了一些手段。他要在“修善人事”中，不动声色地完成自己的设想：为渡过这场天灾，需要一批稳健持重的宰执大臣执掌朝政。司马光也许是最理想的人选，只有这位脚踏实地的“朝臣典范”才能养民生息，实现朕在这荒年之所托。可王安石如何安排呢？去掉王安石，不也是明显地抛弃“变法”吗？朝廷又将如何？这些都需要走着看！非常时期，任何决定，断不可操之过急，若骤然扭转船头，不唯船上划桨的船夫会惊慌失措，连岸上的看客也会惊诧失声，弄不好会翻船的。况且，现时居于船头的操舵者，是一位生性执拗、动辄拿把要挟的“拗相公”，谁知又会闹出什么样的事端来。先听听王安石的“应变之策”再说吧。
皇帝赵顼在运用皇权的收放予取上，已有了相当的经验，不再是三年前废黜众议，独尊王安石那么简单了。为了安抚怀有不同政见之臣，为了扩大自己施恩于天下的影响，为了借群臣之力牵制可能执拗抗衡的王安石，也为了给今后的收放予取留有回旋的余地，他决定接受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谏，以“罪己自责”的方略，先放出一点风声，对群臣作一次测试。
皇帝赵顼在长时间沉默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从御案一端拿起一份文稿，望着中枢重臣，长长叹了一声，怆然而语：“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无才无德，‘上天示警’愈急，虽损膳自省，避殿自罚，仍不足以应天变。现唯有罪己下诏，广求直言。愿朕之中枢重臣，直言责朕，并遵诏颁行天下。”
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骇，急忙跪伏于御案之前，俯首听诏。
皇帝赵顼读起诏文：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厥中……
在皇帝赵顼其状忧形于色，其声悲切恳侧地亲自宣读诏文中，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都在专心聚意地扑捉着从皇帝口中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在竭其心智地揣摸着皇帝的心机，都在悄悄地谋划着自己应采取的对策。
王安石在震惊中醒悟了：这貌似“罪己”的诏文，分明是对“变法”的全面动摇，分明是对执政失职的指责。而诏发朝野“广求直言”之举，分明是鼓励群起而攻。他突然发现自己已被皇帝置于千人所指的祭坛，将成为“上天示警”的替罪羊。他的心绪一时怆然。
陈升之在盘算：天旱成灾，上天示警，“变法”六年的火树银花，终于在涌入京都流民们的哀嚎声中凋谢了。朝臣惶惶，人怨塞道，计将安出？只能在“匡正阙失”中找出路了。而这道诏文，正是“匡正阙失”的前奏，其用意是要把天下舆论引向皇上所规划的河道。王安石也许会成为“匡正阙失”中的众矢之的。但是，帝王之心难以揣摸的，谁知这“广求直言”之举，是出于迷途知返的通悟，还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机变呢？等着瞧吧，别急于出头。
吴充为姻亲王安石担心，更为朝廷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担忧。六年来，王安石的积怨太多太深了，已酿就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旦喷发，会使其骨肉无存。但他毕竟是中枢主宰，毕竟是一位能够制约群臣的领袖人物。如果这具神像骤然崩毁，朝廷会怎么样呢？欧阳修已故去，范镇已致仕，韩琦老了，吕公著、富弼已经臭了五年，香不起来了。司马光现在洛阳，因政见不合曾有九辞枢密副使之举，现时也是不会轻易进京的。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现时正围绕着“市易违法案”和“曾布沮害市易案”内哄斗法。六年“变法”，六年争斗，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来了！陛下啊，你这痛苦而急切的决定，是英明，还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
冯京几乎将他的惶恐挂在了脸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数条暗示，都是东府中书门下之责，自己身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虽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但职务、道德所系，一个副宰相总不能率先非难首辅而取悦于皇上啊。再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许是皇上与介甫早有所谋，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讨人嫌！
皇帝赵顼声情悲凄地读完诏文，便佯装闭目歇息，实则在等待中枢重臣们的反应。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静，既没有赞颂声，也没有反对声，更没有自责谢罪声。他睁眼望去，三位中枢重臣都在低头视地，唯有王安石脸色铁青。赵顼心中苦笑，随即又宣布了三项决定：“流民入京，惜惶无状，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忧。朕决定在京都十五门内设置粥棚，以解流民之饥。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现特命枢密副使吴充监督皇城司实施。”
吴充急忙叩头领旨，并借机自责谢罪：“陛下忧悯灾伤黎庶，痛自责己，臣不能分圣躬之忧，罪该万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当竭尽心力以布陛下爱民之德。”
皇帝赵顼点头，接着部署：“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为消解天旱之灾，朕决定京都十大禅寺在这一天同时举办浴佛斋会，朕将率领百官万民祈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费用，由十大禅寺自行筹划。现特命参知政事冯京监督礼部实施。”
冯京叩头，也借机颂扬皇上之德：“陛下爱民如子，敬佛祈雨，上符敬天之德，下符万民之望，必能祈得雨霖，普救苍生。臣奉圣命而行，必当勤恳理事，不负陛下厚爱。”
赵顼遂举起《广求直言诏》对王安石说：“介甫先生，请你代朕将这道诏文颁示朝野吧！”
皇帝把这最后一项决定交给王安石办理，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尊重，也许是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愤怒，也许是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来，却是对自己的戏弄。广求直言，不就是要搜集“变法祸民”的罪状吗？“设置粥棚”之举，固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殷富之户出米，不正是加剧京都的动乱吗？“敬佛祈雨”之举，则更为荒唐，且由礼部出面勒索十大禅寺出资，简直不成体统。况且，这种关联京都命运的重大事体，事前竟不与宰相知闻，这宰相还有什么当头！他早就憋足的愤怒，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刹那间，骤然爆发了。宰相的敏感和学者惯于钻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记了时间、地点，忘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的存在，忘记了君臣严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从地上爬起，向皇帝赵顼高声质问：“臣请示陛下，这道诏文，缘何而发？”
陈升之、吴充、冯京一惊，皇帝赵顼也如遭棒击。
“这、这，上天示警啊。”
王安石厉声追问：“天为何物？示警何在？”
赵顼从刹那间的木果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了帝王的尊严。他怒目注视着王安石：“‘巍巍乎，唯天为大。’前年西岳华山崩塌，是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为‘上天示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安石对皇威视而不见，反而板起面孔，为皇帝讲起“课”来：“‘巍巍乎，唯天为大。’孔夫子这句囫囵不清之语，误了天下多少明君圣哲啊！夫‘天’，有‘天道’、‘天神’之分。‘天道’乃天地万物，变化‘成象’，有目可睹，有手可着；天气在变化，故有春夏秋冬之分；山陵在变化，故有崩塌陷裂之异；江河在变化，故有潮汐涨落之别；云雾在变化，故有水涝干旱之差；沧桑在变化，故有古今形势之大不同；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故有古之架木为巢、钻木取火而演进为今之琼楼玉宇，火树银花。此‘天道尚变’之理，千古而不悻。‘天神’乃子虚乌有、诞谩荒唐、无影无形之臆想，是愚者之所倚，是弱者之所托也。有人畏惧‘天神’而不解‘天道’，故杞人忧天，辛苦和心血全然用错了地方。山崩陵替、水涝干旱、冬寒暑雨，乃‘天道’自然之变，与人何关？陛下‘避殿’、‘减膳’已逾七日，其心至诚，雨何不落？徒受苦煎而已。今又要‘敬佛祈雨’，更为怪诞，泥塑菩萨，与天何干？若能拂照人间，还要历代君臣何为？徒劳民伤财而已。至于颁布这道‘广求直言’诏文，更是自扰，难道有人‘直言’反对‘变法’，陛下就要废除新法吗？水旱常数，尧、汤不免，既非天神示警，亦与人事无涉，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理万物，当以‘人道尚占’为宗旨，在‘天道尚变’中，观察和推测这种变化带给人世间的影响，顺应其变化而‘修善人事’。如天寒而增衣，山崩而移居，江河涨落而筑堤、旱涝频仍而兴修水利，沧桑变化而趋时应变……”
王安石侃侃不休，陈升之不时地摇头：“天道尚变”、“人道尚占”，又是一套新鲜玩艺。“天人合一”没有了，“天人相应”没有了，连大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名训也全然错了。欺人乎？欺天乎？欺哄年轻的皇上啊！王安石，狂狷而不识时务之人，此地不是经义局，而是天灾流民相逼的御堂，你竟敢如此卖力地传歪经，布邪道。
吴充听得一颗心儿怦怦乱跳。介甫啊，一年来经义局里的冷板凳，真把你坐成书呆子了，“天道尚变”、“人道尚占”之说纵然有理，也不是现时之所需。天花乱坠的雄文华章，当不了饭吃，济不了流民，解不了皇上心头之忧！再说，皇上不是孔、孟、苟、庄，更不是杨、朱、墨、翟，你竟敢如此嘲讽挪揄，是不是活得不耐烦啦？皇上“散粥”、“敬佛”、“广求直言”三事，乃应变安民之策，虽有收买民心之嫌，但总比你现时还在要嘴皮子说空话强多了，何劳你逐条不漏地挖苦批驳呢？唉，自司马光、苏轼遭贬离京之后，介甫你在朝政上已无对手，在才学上已无匹敌，你独领风骚三年，终于养成了这脾视一切、目空一切的脾气，真是权位造成的悲哀啊！吴充多次向王安石投去提醒和阻止的目光，奈何王安石忘乎一切，根本无暇向他一瞥。
王安石一通铺天盖地地狂说，让冯京听得脸上不时出现兴奋和惊讶之色：王安石敢言别人之所不敢言，连先师孔子也敢于责贬！他窥得了天地间万物变化的奥秘，叩开了“人定胜天”的大门，此人确实不同凡响！“灾异与人无关”的见解毕竟是有见地的。这些都是王安石一年来埋头“经义局”之所得吧？可惜，此公心胸狭窄、霸气凌人、好为人师，独不知自己的轻重分量，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和体察他人，虽高声据理而言，只怕皇帝听不进十之一二！
如冯京所猜，皇帝赵顼的愤怒在胸中翻腾着，根本就听不进王安石含讽带刺的高谈阔论。赵顼此时琢磨的，是如何不失态又能抵挡住这位“拗相公”的奚落，既保住帝王的尊严，又制止这无稽之谈。当王安石说到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理万物，当以修善人事趋时应变时，他耐不住了，厉声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