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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惟简心头一凛，京都的饥民已经是成千上万，宰执大臣们匿而不报，皇上足不出宫，缘何知闻？文书奏章上的“饥民入京”，只怕是轻描淡写1“这是沙场上士卒的哀怨呼唤吧？粮秣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迟运而不至……”
梁惟简想说几句话宽慰皇上，可气噎语塞说不出口来。
窗外的风声似乎更猛烈了，屋檐下的风铃声似乎更急促了，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望着梁惟简，吁叹一声，似在自语，似在询问：“司马光修著《资治通鉴》为什么还没有完啊？”
梁惟简知道，这是皇上近一个月来心中之所思，今天终于说出口了。朝制不许宦官预政，他低头不敢回答。
“苏轼这两年在黄州如何？”
皇上近来常在用膳之时，翻看吟诵苏轼的诗作，起用苏轼之意早已流露，难道今夜要颁诏召回吗？但梁惟简不敢说透。
皇帝赵顼似乎因得不到回答而失望，微微摇头，神情颓然地坐在几案旁的软榻上，怆然闭目，喟声哀叹：“‘元丰改制’，难道也要轰轰烈烈地开始，凄凄惨惨地结束吗？‘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待有虚名！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才智品德，‘揆议’，需要王安石的‘天马行空’；‘审复’，需要苏轼的‘诤言直谏’；‘承行’，需要司马光的‘脚踏实地’。现时中枢宰执所缺少的，不正是这些特殊的才智品德吗？”
皇帝赵顼的心头又一次浮起了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思念。他想到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相处相倚，心头搅动着难以分辨的酸甜苦辣和情感上难以忘却的留恋，心底似乎有着一团难以消散的压抑；他想到熙宁年间对司马光、苏轼过早的贬逐，特别是两年前对苏轼的惩罚入狱，略感歉疚不安和对一种“不阿”品德的肯定。“元丰改制”需要这样的臣子，朝廷现实需要这样的臣子啊……
这时，枢密使孙固轻步走进内室。
孙固，字和父，河南郑州人，时年六十五岁。英宗皇帝治平年间，赵顼为太子，孙固侍太子于藩邸，系赵顼亲近之臣。赵顼继承皇位之后，孙固于熙宁年间，曾两次出知通进银台司，因反对“变法”而落职。元丰初年，孙固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赞成吕公著之议而反对“用兵西夏”，吕公著罢职遭贬，他仍为皇帝赵顼信任而留任。
孙固与皇帝赵顼有着特殊的君臣关系，十多年来，或荣或衰，或升或降，或在职，或赋闲，无时不在关注着皇上。他早已察觉皇上有重新起用司马光、苏轼之意。今夜，他手捧告急“塘报”入宫，思谋的应变方略之一，就是奏请皇上早日召回司马光和苏轼。
孙固一声急切地奏请，跪倒在赵顼面前，呈上一份紧急“塘报”，急声禀奏：“圣上，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日入夜时分飞骑送来‘塘报’，五路兵马已处险境，‘会师灵州’之役，可能惨败……”
赵顼惊骇失神，一霍地从软榻上站起，一把抓过“塘报”，凝目阅览。阅览未尽，喃喃作语：“王珪误朕，蔡确误朕……”
孙固正欲禀奏应变方略，皇帝赵顼厉声发出谕示：“速召宰执大臣御堂晋见！”
三更时分，御堂四角的宫灯点燃，室内灿烂如昼。
高台御椅上的皇帝赵顼，恢复了帝王的威严。华贵的衣冠，掩盖了身体的虚弱；森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淬。要扭转“会师灵州”征战中出现的危机，要拯救险境中几十万兵马的生命，要维护帝王决策的天纵英明。他用冰冷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高台下跪伏的宰执大臣们。
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时年六十三岁，今夜着紫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须发已白，苍暮之气已显。他是王安石、司马光同代人物，也是熙宁年间宰执大臣中硕存的一位老臣。其人善文翰，文采宏侈瑰丽，但政无定见，对“新法”不亲，对“流俗”冷漠，处事圆滑，八面玲珑。五年前王安石罢相离京，他接任宰相之职，一变王安石“狂狷自负”之风，倡导“唯上为是”之习，领旨、奉旨、颁旨不走样、不议论、不辨正误，极树皇权之威。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而力主兴兵讨伐西夏，并力荐知熙秦军宣庆使李宪任五路兵马监军，赢得皇上信任，即将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参知政事蔡确，字持正，福建晋江人，时年四十五岁。着绛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春秋鼎盛，精力充沛，显示出行事的自信。其人城府颇深，生性诡巧，原为监察御史里行，初附王安石，为“新法”大唱赞歌，及至王安石罢相遭贬，即反目相噬，落井下石，诋毁工安石“目视无上，专务显己”，遂得皇上赏识，三迁其职，晋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其所言所行，皆由揣摸皇上意图而发，而且确有一猜即中的本领，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西夏内有衅而不取，则必为辽国所有，此千载难逢之机，决不可失”等语，促使皇上下定了“用兵西夏”的决心，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已驾于王珪之上，即将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之职。
参知政事张璪，字邃明，时年五十六岁。着蓝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举止沉稳，一双晶亮的眸子，似乎随时都在捕捉机遇，显示出行事的精明。熙宁年间，因附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骤迁知谏院、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之职，后附吕惠卿而反噬王安石，改判国子监。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看透了皇帝赵顼急于强边树威、建立功业的心境，立即上呈奏表，支持用兵，并严厉批驳知开封府文彦博、枢密使吕公著的“流俗无为之论”，博得皇上欢心，由冷清的国子监擢入中枢任参知政之职，并将在新制中任中书侍郎。
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字传正，四川间州人，时年五十四岁。着红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身躯魁梧，面色红润，神采中有着官场上的裕如和旷达。熙宁年间，他初为著作佐郎、提举三司帐司，因拥护吕惠卿的“手实法”擢迁为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其人有史才，通晓历代治乱兴衰之道。“元丰改制”参唐代三省制而行，多赖此人之力，故得皇帝赵顼器重。然富家纨绔之气浓重，忧于安逸，趣在酒色，蓄妓成群，靡费无度，洗漱必三更银盆，沐浴必五妓侍奉。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是兴兵讨伐的狂热鼓吹者，并以必胜的诗句献呈皇帝：“阳关决胜飞捷雨，四海生春沐薰风”。即将出任尚书丞之职。
参知政事章惇和翰林学士王安礼今夜皆着黑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此时他俩的心境，似乎在共同的境遇中痛苦地煎熬着。他俩原本与王安石有着不寻常的关系，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的罢相遭贬和“变法”灵魂的失落，使他俩在朝廷中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俩都赞成枢密使吕公著、知开封府文彦博的奏议，反对“轻动干戈”，招致了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的强烈不满，以至视他俩为吕公著、文彦博的同党。皇帝赵顼听从了王珪、蔡确等人的主张，发起了讨伐西夏的战争，贬吕公著出知定州，贬文彦博出知洛阳留守御史台，贬章惇出知蔡州，出王安礼知开封府接替文彦博。半个月前，皇帝赵顼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章惇从蔡州调回，召王安礼复入朝廷，并官复原职，拟让他俩分别担任门下侍郎，尚书右丞之职。
寒风呜呜。
风铃凄怆。
御堂里沉寂宁静。梁惟简站在高台御案一侧，奉旨朗读河东转运使赵囗飞马送来的“塘报”，声震殿宇：……诸路奉命大举，直逼灵州，方士气精勇，横裂四出，势如压印，既阅月矣，虽捷获不补失亡。今锋锐销软，民力凋耗，粮积不继，将士已面临断炊之虞。堪疑虑者，敌避交锋，退迹无踪，坚壁清野，我军所得城堡村落，无粮秣可补，无柴草可燃，冰结雪漫，如处绝境。更可哀者，五路监军李宪及所率熙秦兵马，失约未至，不知何去，致使大军无命可奉，诸路举止失协，若复深入，恐速他变。另获讯息，夏主秉常再执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
这份“塘报”，字字滚雷，句句惊心，宰执大臣们全都傻了。王珪失魂落魄，蔡确冷汗湿额，张璪左右顾盼而惊慌无状，蒲宗孟目瞪口呆而六神无依，章惇、王安礼也同样惶恐茫然。
皇帝赵顼以拳击案，声色俱厉：“监军失职，诸路不协，粮秣不继，士气低沉，敌军诡诈，朝廷仍在鼓中！禹王先生，你的‘以供军食有余’的粮秣现在哪里？你总理朝政，如何扭转这‘兵陷险境’之危，朕在等候你的应变之策！”
王珪跪仆的腰身弯得更低了。
近几年来，他耳朵听的，是皇上的谕示，口里说的，是皇上的御旨，他的一颗头颅，似乎早已不再主动思索，哪里还会蹦出一个“应变之策”来！
此时，他听得真切，皇上已把前方“粮秣不继”的罪责放在他的头上，他不敢辩解，只能硬着头皮答对：“臣，正在想……”
皇帝赵顼怒极，气淤心胸，两眼冒火，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牙关咬得吱吱作响。他极力控制着自己，把目光转向低头沉默的蔡确，声音有些发抖：“蔡卿持正，你听清‘塘报’了吗？‘夏主秉常再执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敌人终不似我们所想得那样愚蠢！敌情在变，我们将何以区处？卿也要作壁上观吗？”
蔡确毕竟比王珪机敏，用不停的叩头掩饰着心头的惊恐和焦思：皇上话中有话，不仅暗示自己在“用兵西夏”谏奏上的失误，也暗示着对自己现时无能的不满。自己何尝不想立即拿出一个万全的“应变之策”来，何尝不想在群臣噤口结舌之际显示才智，只恨一不知兵事，二不识战阵，“策”无出啊！
在此皇上震怒之时，最好的答对是自咎自罪。
蔡确在不停地叩头中高叫着：“臣愚陋，有负圣望，臣罪当诛……”此时，跪仆在蔡确身旁的章惇挺身站起，跨步出列，从怀中掏出一份厚厚的“奏表”，拱手禀奏：“臣章惇禀奏圣上，臣今日于政事堂当值，在翻阅近来待处理的文书奏章中，偶见一份关于‘用兵西夏’的奏表。此表所见奇特，所谋高远，所论真切，所据充分，其忠耿之心跃于纸上，其所料之事似先卜而知。臣惊其呈表人之超群才智，携带上殿，特斗胆呈献于圣上。”
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都惊诧地抬起头来。
皇帝赵顼凝目望着章惇，一层感激和宽慰之色浮于眉头，章惇，今虽召回朝廷，心仍有余悸，奏议而托名词，情之然也。他神情依然肃穆，声音却缓和地说道：“子厚先生奏议，朕乐于听闻，请先生代为禀奏吧！”
章惇谢恩，打开奏表，高声读起：……臣窃观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灭袁氏，最有巧思。请试为陛下论之。袁绍以十倍之众，大败于官渡，仅以身免。而操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缓绍而乱其国也。绍归国益骄，忠贤就戮，嫡庶并争，不及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