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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红，眼大无神，呼吸似也有些急促。民警问：刘川，你怎么了？刘川声音沙哑，回答说：有点难受。民警上去摸他额头，额头热得烫手。
民警马上向监区总值班员作了报告，监区总值班员马上派了一名备勤的干警，送刘川去了监狱医院。刘川到监狱医院先测试了体温，体温高达三十九度，但又并无感冒或腹泻的症状，一时也看不出哪里发了炎症。于是值班医生当即为刘川开了一张病床，以便留待明天详细检查。
第二天上午医生给刘川抽了血，做了心肺检查，吃了退烧的药。到中午时体温退了，医生又让刘川住了一天院进行观察，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无论胸透还是血检还是淋巴检查，都未见异常。发烧时过高的心率也降下来了，于是医生只能挠挠头皮，让一监区先把刘川接回去再说。
刘川回到监区的当天下午，还去车间折页子。折页子就是制作信封或手提纸袋，是个看起来不重但干起来很烦的活儿。刘川下午干活儿时虽然不发烧了，但体力明显不济，干没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在车间带班的冯瑞龙见状让他提前回去休息，并且通知食堂晚上给刘川做病号饭。不料傍晚开饭之前，刘川又烧起来了，四班的班长梁栋叫来了卫生员，卫生员看罢又请来巡筒的队长，巡筒的队长开了求医条，然后把刘川又送到医院去了。
医院又是一通检查，又没查出原因。
第二天，天监医院派车派民警，押刘川去了监狱局所属的滨河医院，在滨河医院做了一上午的全面检查，回到天监后就留在天监医院的病犯监区继续观察。病犯监区观察的一周时间之内，刘川又发了两次无名高热，两次高热各持续了一天，又都无由而退。
刘川最后一次退烧后，从病犯监区又退回三分监区，钟天水和三分监区商量了一下，决定：一、暂不安排刘川出工，尽量安排在监舍区内做些清扫卫生之类的轻工作。二、每天早、中、晚由分监区卫生员给刘川测量体温，观察病情。三、请各班次的值班干警注意监控。
注意监控什么，没说。
大家心照不宣。
一连两天刘川没事，每天在筒道内扫扫地，倒倒垃圾，擦擦四箱什么的。四箱是监狱局统一要求挂在筒道内的，有民警约谈箱，心理咨询约谈箱，监区长约谈箱和举报箱。举报箱除了举报犯人违纪现象和揭发余罪外，根据监狱局推行的狱务公开的改革措施，还可以举报民警的违纪行为。以前监狱一直采取定期发放民警评议表，让犯人和犯人亲属以无记名填写的方法，监督民警公平执法的情况，现在又给举报箱加上了这项功能，对民警的监督就由定期变成了随时，变成了每月每天，每时每刻。
据分监区的民警观察，刘川从病犯监区回来后，连续两天没病，吃睡正常，除了干一些轻活儿外，还洗了自己的衣裳。第三天中午，吃饭前，四班的班长向筒道值班的杂务报告说刘川又不舒服了，杂务赶紧报告了队长，队长让卫生员去四班测试体温，测试的结果又是三十九度。
结果又是送到医院。
结果第二天早上医院一试表，体温又恢复正常。在医院观察了一天后，三分监区又派人把他接回来了。
这事，有点蹊跷了。钟天水再次找分监区长冯瑞龙商量，要求发挥犯人互监小组的作用，既照顾好刘川的身体，又互相监督，防止自残诈病。
钟天水这回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冯瑞龙自是不敢掉以轻心，分别找刘川所在的互监小组里的几个犯人谈话，但没能搜集到有价值的线索。他只好挑了一个犯人，每天留在监号看护刘川。说白了，也是监视刘川。挑的这个犯人就是刘川的班长，名叫梁栋，因犯贪污罪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已入狱八年，八年中获得三次年度监狱表扬，一次监狱嘉奖，一次监狱改造积极分子称号，去年又荣获了局改造积极分子荣誉，这些荣誉使他八年中三次减刑，共减掉两年零三个月的刑期。冯瑞龙专门找了改造表现最好的梁栋来看护刘川，并且亲自找他谈话布置了任务。梁栋四十多岁，为人稳重，而且犯经济罪的犯人，一般智商都高。
梁栋受命看护刘川之后，把这个任务执行得兢兢业业，从早到晚，始终守着刘川，片刻不离左右。连夜里刘川翻个身，他都坐起来看看，刘川上厕所他都跟着。刘川蹲坑，他就站在旁边，刘川说你别看着我，你看着我我拉不出来。梁栋说：没事，你慢慢拉。刘川皱眉沉脸，说：你没事我有事，我拉不出来！梁栋不急不恼：那我也得把你看好了，万一你突然发烧摔倒了，我好帮你呀。刘川轰不走这块胶皮糖式的影子，只好草草拉完屎站了起来。
梁栋“上岗”之后，一连五天，刘川没再发烧。有好几次他自称头晕，又说身体没劲，可一试表，体温正常。无论刘川头晕不晕，有劲没劲，分监区照旧让卫生员一天三次，给刘川试表，结果次次正常。
第六天是星期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四班的犯人都到水房洗漱去了，卫生员又来给刘川试表。这时候，六班的一位犯人来叫梁栋，他们正在排练迎新生诗歌朗诵会的节目，有一首诗是梁栋写的，那个犯人来请教梁栋诗中的某句感叹该感叹到什么程度。梁栋见有卫生员在，便离开监舍走到门外，与六班的犯人进行艺术探讨。卫生员在等刘川试表的时候，随手翻看桌子上的一份《新生报》，等试完表卫生员一看，刘川的体温又升到了三十八点八度。
卫生员慌了，赶紧出去叫队长。梁栋也慌了，自知玩忽职守，进屋急得直摸刘川额头。队长来了，那天晚上值筒的队长恰巧是庞建东，庞建东刚一走到门口，梁栋就迎出来战战兢兢轻声俯耳：报告队长刘川又发烧了，但摸脑袋好像不热。庞建东走进监号，站在刘川面前，半天没说话。刘川也站起来了，洗漱回来的犯人们看庞建东的脸色板着，都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放好脸盆，朝刘川这边张望。庞建东突然伸手，要摸刘川额头，刘川一歪头躲开了，弄得庞建东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僵了半天才放了下来。
庞建东没有发火，他转头问卫生员要了体温计，对着灯光看了看，说：“三十八度八。”说完，看了刘川一眼，然后挥动胳膊，用力将这三十八点八的刻度，一下一下甩掉。他把甩到零位的体温计递到刘川眼前，说：“再试一遍，我看着你试！
刘川没接，他敌视地瞪着庞建东。周围的犯人全都鸦雀无声。
庞建东把脸板着，厉声又说了一遍：“刘川，你不是发烧吗？我看看你现在烧是高了还是低了。
庞建东还没说完就把体温计重重地往刘川手里一塞，连庞建东在内，谁也没想到刘川会突然暴怒，会满脸通红，会突然把体温计狠狠地摔在地上，屋里每个人都听到了“啪”的一声，那声音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以放大数倍的声音炸开，玻璃和水银一起分崩离析，炸得无影无踪。
庞建东脸色铁青走出门去，五分钟后，包括庞建东在内，三位管教一起走进监号，不由分说，将刘川铐上押出筒道，押到了管教干部的办公室里。半小时后，刘川被押出监区楼门，再次押往“西北角”，关进了禁闭监号。
在刘川被铐在三分监区的管教办公室之后，尚未押到反省队之前，庞建东对这次发烧事件进行了现场调查，结果证实，刘川是趁梁栋离开监号，而卫生员又偷闲看报的瞬间，将体温计插到热水杯里，蓄意制造了三十八点八度的“高烧
由此，基本可以证实，尽管刘川以前每次入院，都是由医生当面试表，甚至亲自以手摸试，体温确实达到了三十九度以上，但这个症状，肯定同样出自蓄意假造。暂时不能证实的是，他过去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才如此天衣无缝地制造出了一次又一次如此“真实”的发烧。
其实，从刘川第一次无名高热，不久又无由而退的那时起，钟天水就已经有所怀疑了，特别是这种奇怪的现象后来又重复多次，而且都发生在刘川祖孙会见谈到保外就医的问题后，事情的因果缘由，其实已经足够明朗。
对这类为逃避改造而蓄意自残或伪病的案例，钟天水见得多了，几年前有个犯人比刘川玩的还狠，一下子吞了好几根缝衣针进肚，其中有一根从食道穿出，进入纵膈，每时每刻都有刺破心脏致死的可能，后来送到滨河医院做了开胸手术，取出那些针来，才保住了那人的性命。
除了狠下一条心舍命斗勇的家伙外，还有挖空心思刁钻斗智的。五年前钟天水还在狱政科当科长时，三监区就有一个犯人，把一小片香烟盒里的铝铂系上一根细线，将线的一头拴在牙上，把系在另一头的铝铂吞进肚子，然后就嚷胃疼。到医院一做胃透，发现里面有个亮点，做了几次都有，开始以为里边有伤或有瘤，后来比较每次的图像，发现这个“伤口”或“瘤子”总在移动，这才引起怀疑，令其败露。相比之下，刘川设法让自己发几次烧，应该算是小菜一碟了。
刘川蓄意伪病，摔体温计，不服管教，数错并罚，被决定执行禁闭十五天。连续十五天在只有三米见方的监号里一人度过，无人说话，不能洗漱，饭菜简单枯燥，大小便都在屋里，自然极其难熬。十五天！这份罪也是刘川自己找的。
那时候我们都听说，刘川一到“西北角”就开始绝食，无论干警怎么说服教育，就是水米不沾，也许他那时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绝食持续到第三天早上，反省中队决定对刘川强行鼻饲。几个干警把刘川架出禁闭号，架到办公室，把他反铐在椅子上，往鼻子里插上软管，往里灌牛奶和米汤，还灌了些菜汤。据说刘川拼死挣扎喊叫，但被几个民警按住，让他的身子和头部全部动弹不得。就这样一天两次，灌了两天之后，刘川软下来了。他与其这样活受死罪，还不如老老实实自己吃饭得了。于是，就吃饭了。禁闭监区的民警没有不训他的：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
十五天后，刘川脸色苍白，眼大如灯，摇摇晃晃地走出了“西北角”。他看上去病入膏肓，皮肤粗糙，口唇生疮，连生殖器都脱皮生了疥子，奇痒难耐。他没有回到一监区，而是被送到监狱的集训队关押。集训队也叫严管队，专门集中关押抗拒改造的顽危罪犯。进入严管队的罪犯，全按五级处遇予以管理。五级处遇也称做一级严管，是对服刑人员最严厉的管束等级。
刘川禁闭前已经升为一级宽管，这一回连降五级，胸口和床头的绿牌又换上了红色的牌子。几个月前考取的计分许可证，也按规定予以撤销。一级严管除了伙食标准降低之外，还被取消了一切下棋打球之类的文体活动。自由活动也受到最大限制，除新闻联播之外，不许观看其他电视节目，不准家属探视，增加通信限制，不准打亲情电话。另外，除生活急需品外，不准购物。不过刘川账上反正也没钱了，就是准了也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买这买那。
从刘川送押禁闭，到解除禁闭送到集训队严管，钟天水和冯瑞龙都没有找刘川谈话，也没有派监区其他民警找刘川谈过话。钟天水对冯瑞龙说，让他自己冷静一段时间吧。别惯着他，他这么大的人了，走什么路首先得自己考虑，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