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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在“一二九”当天没有来，第二天还没有来，等到第三天的傍晚他才来了。
他走进屋来后，面色很高兴。搓着冰冷的双手，对道静情意深重地说：“道静，今天我可以不走了。咱们能在一块儿住几天了。
瞧瞧，这半个多月都没时间来看你一下，咱们真成了一夜夫妻啦。“
“呵，真的？”道静高兴得脸红了。她拉着江华的大手好像不相信，“真的？这是真的吗？怎么！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有病了？“她吃惊地凝视着他。心里忍不住一阵悸跳。
“没有病。你的病好了吗？”江华微笑着，随身歪在床铺上。
道静不安地瞅着江华：“不对。没有病不会这么黄。是不是受伤啦？”
江华慢慢把脑袋挪放在枕头上，疲倦地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来冲着站在床头的道静说：“不，游行那天我们指挥部都坐在亚北咖啡馆里，挨不到打。原因是……昨天夜里，东北大学被二百多军警包围了，搜查逮捕游行的领导者，我正在那里……”他对道静看了看，用没有血色的嘴唇对她笑笑，“碰巧赶上了。一看情况紧急，我们跳墙逃跑。雪很大，我光着脚跳上墙，一滑，就从高墙上摔到一家人家的木头上了。大概腰里受了一点伤。”他说得越平淡，道静的心里越担忧。因为她了解江华从来都是这样的。
“让我看看，你伤在哪儿。”她站起身就要去解江华棉袍的钮扣。
江华不让。他推开她：“已经捆好了，不要再动了。静，”
他握着她的手低声呼唤她，“静，你听说了这个运动之后带来什么结果吗？——北平各个学校都已经联合罢课了；全国各地的学生也都起来响应了；我们党千辛万苦点起的抗日救亡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了！”
“听说了。”道静笑着把自己的脸紧挨在江华的脸上，故意把话岔开去，“你累了吧？请你让我说说心里的话……这么多日子不见你了，你知道人家心里多……什么时候，咱们永远——永远不分离才好哪！”
江华点点头。黑瘦的没有血色的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笑容。
他慢慢睁开疲惫的眼睛，更加紧握着她的手。
“静，我长这么大——二十九岁了，第一次，跟你好是第一次。除了小时候，我妈妈像你这样……所以，我很愿意用我的心、我的感情来使你快乐，使你幸福……但是，对不起你，我心里很不安，我给你的太少啦。”
煤球炉子冒着红红的火苗，李槐英送给道静的一盆绿色的天冬草倒垂在桌子的一角上，道静的小屋里今天显得特别温暖，特别安谧。
听了他的话，她又欢喜又不安地摇着头。
“你说到哪儿去了？难道我们的痛苦和欢乐不是共同的吗？你以为我对你会有什么不满？不对，我是很幸福的。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她喘了一口气，苍白的脸，沉静而温柔，“我常常在想，我能够有今天，我能够实现了我的理想——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这都是谁给我的呢？是你——是党。只要我们的事业有开展，只要对党有好处，咱们个人的一切又算什么呢？”
江华点点头，温和地对道静笑笑。过了一会儿，道静突然用双臂搂住他小声说：“你不是可以和我一起住几天了吗，那多好！你想想咱们一共只在一起呆了那么短的时间。”她害羞地倚在他身边小声笑了。一会儿，又坐起来问他：“华，你的伤倒是重不重呀？不要瞒着我——你总是什么地方也要做工作。”
“不要紧。”江华闭着眼睛慢慢地说，“真是不要紧。如果要紧我还能说话吗？”他突然睁开眼睛笑了，“静，有些地方你还不够了解我，以为我除了革命，就什么也不想？不，有时，我可调皮，有时也喜欢胡思乱想呢。这个，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你有时乱想什么？”
“我想——想，常常想你！你信吗？”他抱住道静的脖颈，突然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像个年轻的热情的毛头小伙呀！道静忍不住笑了。她把他的头扳回到枕头上，轻轻地像抚慰淘气的孩子说：“华，我知道你……相信你。”
江华笑着没出声，只是用力握着道静的手，生怕它跑了似的。
“你不是欢喜写诗吗？这些日子又写过没有？”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起这个来。
“你怎么知道我写诗？”道静有点儿惊异。
“不但知道，而且还看过。”
道静霎地想起来，一定是怀念卢嘉川的那首诗被他看见了。因为那是在江华进门以前，她只随便把它夹在桌上的一本书里。想到这儿，她脸红了。她拉起他的手，把自己的脸贴在上面，低声说：“你——不怪我吗？我不会写什么诗，只是、只是为他，为你的朋友才写过。我愿意你能了解我，不生气。”
江华没有说话。他的脸色是宁静的，单纯而明朗的。只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同志，遇到这种场合才能有这种神情。过了一会儿，他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静，你刚才说过——我们的痛苦和欢乐都是共同的。一切都没有两样。我只是随便说说，你不要误会。我很高兴你能够写诗……好，再说点别的吧——咱们难得有这么个闲谈的机会。你常问我过去的生活，我总没机会给你说。现在，我来说一点给你听好不好？”他喘了一口气，把道静递给他的开水喝了几口，仍又倒在床上闭起了眼睛，“我爸爸是个印刷工人，一个人供养五六个孩子和我妈妈。平常还好，一遇到失业或厂里欠薪，我们全家就要挨饿。我十二岁那年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对不起妈妈。你看我现在还算老实吧？可是小时候，我是个调皮鬼，是个好打架的小瘪三，放了学我就和一伙小捣蛋在上海的弄堂里逛。十二岁那年，我记得妈妈又养了个小妹妹，爸爸正失业，他出去奔走职业去了，没在家，妈妈生了小孩躺在床上没人管。别的孩子都小，我是最大的，她叫我向邻家去借点米煮点稀饭给她吃，可是，我却跑到街上找伙伴们胡闹去，把这个忘掉了。我和伙伴们到码头上抢些破烂东西填饱了肚子，却忘了妈妈和弟妹们在家堂挨饿。黑夜里我玩够了才回家，发现爸爸还没回来，妈妈一个人躺在床上流着眼泪。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她的脸像死人一样白。三个弟妹也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睡着了。当时妈妈没有说一句责备我的话，可是，她那悲伤的面容给我的印象却永远忘不掉。我哭了，我知道自己做了坏事。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变了……”他睁开眼来，疲惫地打住了话。道静轻轻地给他揩去额上的虚汗，小声说：“华，今天你太兴奋了，说的太多了。歇歇，不要张口好不好？”
“不累。我们应当多谈谈心。”江华微笑着继续说道，“静，没有党，我也是没有今天。是党挽救了我这个流浪儿。从我当学徒起，党就在培养我、教育我，后来我进了党办的中学受到更多的教育。什么时候一想起我妈妈生了妹妹以后躺在床上那张惨白的流着眼泪的脸，我就想，这个罪恶的社会必须改变！”
“妈妈还在吗？”道静轻轻插了一句。
“四年不通音讯了。”停了一下，他忽然睁眼说道，“我都说了些什么？脑子迷迷糊糊的。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许宁又被捕了。”
“什么？许宁说是上陕北，怎么又被捕了？”
“他没有走。党派他到东大去帮助工作。他是和我在同一个晚上——他跳墙后，躲在一个人家的大姑娘的被窝里被捕的。”
东北大学的同学在“九一八”后遭到了国破家亡的深重的痛苦，也遭到了因为饥饿、流亡而更深一层的欺骗与压榨。
为了求学，为了学校“赐给”的两餐粗茶淡饭，他们饮泣吞声忍受了四年的奴隶生活。当“一二九”那天他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各种欺骗与威吓，毅然参加了游行示威归来之后，立刻一幕幕的丑剧就在他们面前排演起来了。
东大同学刚刚游行回来，就被集合去听学校当局的堂皇的训话：“同学们，告诉你们，刚才已经有两个日本人来过咱们学校了。他们问我们还能约束学生不能？要是不能，他们可要直接约束你们来啦！我们赶紧说：”能！能！学校当然能！‘“
这奴颜婢膝的讲话刚完，接着秘书长又换了腔调骂起街来。他说：“不怕死的小子们！你们有骨头，是他爸爸揍的，直接拿枪去打日本呀！干么——干么在学校里穷捣蛋！”
接着，堂堂大学的大门口就被武装军警把守起来。学生们成了囚犯，不准出入。但是他们在校内依然毫不畏惧地展开各种爱国的活动。于是，又过了两天——在十二月十一日大雪纷飞的深夜里，更开来了大批东北宪兵把学校团团包围。
这时情况更加严重了，斗争更加紧张了。江华、许宁和东大党的负责同志一直没有离开学校。由学生组织起来的纠察队来报告，大家虽然立刻知道了这个恶劣的消息，但是黑夜沉沉，大雪纷纷，而且四面被围，同学们又往何处逃避呢？江华他们更不能立刻走出。因此大家只能分头在校内各处寻找隐身的处所。天快亮的时候，一辆辆的囚车随着又一批荷枪实弹的军警继续开来，于是由学校当局向导，由宪兵拿着用“东北大学公用笺”开好的名单，开始在全校各个宿舍各个角落搜查起来。学校献出的人名单一共三十多名。宪兵按名单搜捕之后，学校更又立刻宣布了“紧急戒严令”，由秘书长和军训主任任戒严司令，宪兵把守校门，严禁学生出入。这时情况更加紧急了，写在黑名单上的学生领袖们不得不迅急逃避了。江华越墙碰到一家人家的木头上，挨了一钉子还是逃出来了；可是许宁呢，他矫健地蹿上了东大西边的一垛矮墙头，翻身落在一家人家的院子里。他想经过这个院子开开街门蹿出去，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后面的军警发现了他，在急骤的枪声中，大批宪兵跟踪而至。这家人家的主人——一个老头和他年轻的女儿听见院子里咚地一声响，他们惊慌地下了床开开屋门向外窥探时，许宁一看情况不能向外逃走了，他就奔到屋门对老头说：“老大伯，救命！我是学生！”老头和他的女儿愕然一惊，但是却立即说道：“进来！”惊慌中他们刚刚把他用被子蒙住头，女孩子靠近他把自己的身子挡住这个大被卷时，一大群恶狠狠的宪兵就追进屋里来了。他们大声吓唬老头：“人在哪儿？赶快交出来！”老头和他的女儿不承认：“不知道，不知有什么人。”那些宪兵大骂道：“放屁！
明明看见有人进来，还有满地的脚印，你还想帮助共匪造反吗！不说，你老杂种就要同罪！“老头和他的女儿还是说：”没有！没有！“虽然女孩子的身子在许宁的身旁一个劲地发抖。许宁这时再也不能隐藏了，他突然毫不迟疑地站起身来，就这样被捕了。
江华倒在枕上似乎睡着了，但又忽然睁开眼睛严肃地瞅着道静说道：“全市大多数学校罢了课，反动家伙一定又要想法子破坏。斗争只会越来越复杂，道静，你的经验还很不够，可要再接再厉地干下去呀！可……可不要因为北大的工作才有一点成绩，就自……满……，要不懈地要……不懈地斗争……下去……”说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