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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字纸，但暗黑的没有开灯的车内却什么也看不见。他捏住这张字纸，低声地、但声色俱厉地说：“你一九三三年曾经被捕叛变，接着你又混入党内为敌人干了一系列的血腥勾当……拿去！你一切的罪状都在这上头！”他把字纸扔到戴愉的手中，“再告诉你，你不仅被开除了党籍，根据你的罪状，中国人民还宣判了你的死刑！”
“死刑？”戴愉浑身猛地痉挛了一下，看着江华粗壮的躯体，不自觉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是的，死刑。”江华严肃地答道，“中国人民宣判了你的死刑，但是现在并不处死你。如果你今后洗心革面再不做反革命勾当，那也许饶了你；如果不，如果还胆敢再继续作恶，那么等到胜利那天，可要小心你的脑袋……滚出去！”江华说到这里，汽车开慢了。这是一条宽阔的然而寂无一人的马路，在转角处，江华突然把车门一开，用力一推，戴愉也乘势一溜，在汽车还在开行的时候，他像一摊肉泥般被抛到马路上。
汽车接着就转了弯如飞般驰去，转眼间不知去向。
戴愉倒在坚硬冰冷的马路旁，连吓带震昏过去了。但是不久他就自己醒转来了。因为行人稀少，并没有人发现他。他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茫然地向四周望望，想辨别这是北平的什么街道。看了半天，他明白了，这是大佛寺街的转角处。
“哦，还是布尔塞维克噢！”他摸摸被摔伤了的脊背痛处，给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嘲笑，“死刑？”他的金鱼眼睛突然流露着困兽般绝望的光焰，“等到胜利那天？……布尔塞维克同志，你们失策了！”
这晚，他没有回到他的上级兼情妇那里去。本来没有她的命令，他也不敢每天去的。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一个上等旅馆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扭亮了电灯，首先从口袋里掏出江华刚才给他的那张纸来。
这份中国人民的判决书上这样写着：戴愉，又名李天民，化名郑君才。今年三十岁，浙江宁波人。
家庭成份大地主，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逃来北平失掉关系。旋恢复组织关系，历任天津反帝大同盟区组织委员、社联［社联是“社会主义联盟”的简称，是当时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原注］宣传部长，北平东城区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捕叛变，被敌迅速释放，复混入党内，并开始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他忽然觉得头脑发晕，没有勇气读下去了。这一条条的清晰的字迹，像镜子般照出了他丑恶的面目，他感到自己的心有一点儿窒息……歇了歇，闭目喘息一会，他仍又鼓着勇气读下去。他过去的罪状大体上都有了，但是关于他在定县的破坏，关于他在北平与王晓燕间的关系，以及最近他的一些活动却一点也没有。他有点儿奇怪，但思索片刻，他黯黄的脸上挂上了笑容：“没有什么，他们哪能够一件件都调查清楚呢？……”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来，喝了一大杯浓茶，精神仿佛立刻振作起来了。他向扔在床上的判决书瞟了一眼，冷冷地笑道：“布尔塞维克同志，不要逞凶！看看吧，看看到底是谁战胜谁！”
他倒在他那华丽的发着浓烈的烟气的大床上，闭着眼睛思索着。上等的三炮台香烟，一根接着一根熏炙着他发黑的嘴唇。
关于戴愉的叛党问题的解决，是复杂而曲折的。由于江华的检举及其他同志的旁证，北平市委和河北省委做了周密的调查对证，最后才被证实了，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他不是一般的叛党，而是叛党后又再度混到党内来，作为奸细在党内做了许多破坏活动。他被敌人放出来后，本希望党留他在北平工作，以便窥探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这些高级党的负责人的行止，但是党没留他在北平，而调他去了保定。在这里他第一桩破坏工作没有成功，他刚想侦察保定特委负责人的地点，特委却又派他去了定县。在这里，戴愉得到了保卫团要哗变的消息，这回他可不敢再错过献功的机会了，为了一网打尽这些人，这才发生了李永光的牺牲和定县某些组织的遭受破坏。不过这个行动也暴露了他自己，引起了江华的怀疑。他及时向保定特委和北平市委反映了戴愉的这些情况，从此党就开始对他注意和审查。最后毕竟把这个叛徒的真正面目查出来了。
他这个问题的暴露，也给组织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党估计：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他将会更加疯狂地向党进攻，敌人还会利用他在共产党内生活过多年的经验，而使他多方破坏革命的事业，欺骗幼稚的青年。根据北平市委最近得到的消息，他确实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正在北平一些大学校里做着秘密活动。他控制了王晓燕，可能就是作为向北大进攻的一个契机。为此，市委讨论了许多对策，分头布置到各个学校和有关部门。这里只能谈谈这些措施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江华在汽车上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向他做了严肃的宣判和警告；一个就是党即将派林道静到北大去工作。叫她去的目的，一个是加强北大党的工作，团结广大的学生，活跃北大的抗日救亡工作；一个是争取晓燕摆脱这个叛徒的桎梏，叫她认清他的丑恶面目，以免更多的同学受欺骗。其实两个目的是一个。戴愉得到的判决书上，没有关于林道静的、以及他目前活动的材料，正是为了麻痹这个特务分子，使他不做戒备。
第二十九章
十月初，林道静改名路芳，离开了刘大姐，以巡视员的名义到北大去工作。到那里后，她首先去找北大党支部的负责人侯瑞。
侯瑞是个二十四岁的瘦瘦的青年，北大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正好和王晓燕是同班。一个下午，道静作为他的同乡，拿着组织的介绍信，在北大灰楼二楼侯瑞的小单间房内和他见了面。见了面没有任何客套，他们关好屋门立即开始了简短的谈话。
“你来了很好。”侯瑞的两只眼睛相离很远，说话带着和蔼的笑容，“北大党的力量在最近两年连续遭到几次的逮捕、镇压之后，已经很微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上来。”
“那么，你和徐辉怎么能够保存下去？你们一定有好的经验吧。”
侯瑞笑了。他看看窗外，回过头来悄悄说：“保护色保护得好呗。一般学生看起来，我是个拙笨的埋头读书的好学生，不看准了对象，我难得向他谈出自己的思想。徐辉比我更能干，有一阵子，她和那些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学生也来往一二，这就当然不为敌人注意喽。”
“但是……”道静本想说，你这样像蜗牛一样睡在壳里怎么开展工作呢？但她没说出来，却问起了王晓燕的情况。
侯瑞笑笑说：“北大的托派活动很有历史。原来名为‘动力’派的托派，后来和陶希圣的‘新生命’派合流。这些家伙们专以‘左’的面目来欺骗年轻幼稚的学生，也专干破坏同学团结的勾当。而且暗中和国民党C。C。的学生勾结在一起，侦察学生的行动，告个密，领个赏，还不是那么回事！”
说到这里，他好像才想起似的看着道静微笑道，“你不是要问王晓燕的情况么？她可变坏了。她就是和这些托派学生混在一起了。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王忠是我们学校的托派头子，近来他们很接近。”接着他把学生当中的情况，又向道静介绍了一些。
道静瞅着侯瑞那张瘦瘦的总是含笑的脸，半晌没说话。她在思考怎么办，她在为她朋友的遭遇痛心着。过了一会儿，好像要摆脱这沉重的负担，她突然从坐着的小椅子上站了起来说：“侯瑞同志，现在咱们谈谈北大的工作怎么样开展吧。根据区委的意见，有光荣传统的北大，可不该叫它像现在这样老大下去。看，北平各个大学随着华北形势的紧张都活跃起来了，可是，北大的学生会我们还不能掌握，这样，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领导群众斗争。我看，咱们是不是首先要发动进步力量把学生会夺取过来呢？”
侯瑞笑笑说：“这个工作我们早就在进行。可是……北大受摧残太重了，一下不易……”
道静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她和侯瑞谈了要去找晓燕的意思就走了。
她决定开始进行她的工作。第一，去找晓燕。得机会揭露戴愉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争取晓燕抛开他。第二，她要在北大安下身来、听课并参加一些群众活动。因为北京大学是一个有历史传统的“自由”学府，至少外表上学生听课、选课、出来进去都很随便。有些不是北大的学生可以坐在北大课堂上去听课，不但有些教授认不清，就是同学之间也常是互不认识。
道静刚搬到沙滩附近腊库胡同的一间小民房里，就急忙去找王晓燕。自从和刘大姐去住机关，她就没有再见过她。尽管她和戴愉的关系使道静懊恼，但是多年的友情和对于晓燕的信任，使她依然深切地关心她、想念她。当她踏上晓燕房间的台阶时，心里还在热切地期待着一场欢畅的叙谈和真挚的友情的慰藉。
但是事实大大出于她的意料之外，她一见王晓燕就深深被惊异与失望震动了。
晓燕正埋头在桌上写东西，一见道静走进屋来，好像见了什么妖怪似地陡然一惊，接着立刻满脸通红。她头也不抬，冷淡地好像对陌生人讲话一样：“来啦？有什么事吗？”
道静按捺住自己的惊讶和恼火，轻轻走到晓燕身边，拉住了她的手：“燕，你怎么啦？三个多月不见，真怪想你……”想不到晓燕把手一抽，把头一扭竟不理她。道静的脸都气白了，声音都发抖了：“你？王晓燕，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晓燕坐在桌边仍又写起她的东西，并不搭腔。道静只得怔在她旁边，小屋里是一阵难耐的沉寂。
“不，一定要搞明白！”道静在心里下了决心。
“晓燕，你是不是听了什么人的挑拨了？为什么，为什么变得——变得这样？……”
晓燕慢慢抬起头来直视着道静。从那双悲伤的黑色的圆眼睛里，道静看出了它是怎样被痛苦和恐惧缠绕着。终于又从这双善良的圆眼睛里簌簌地滚下了大粒的泪珠——王晓燕坐在桌旁捂着脸哭了。
道静惊疑地看着她。这意外的遭遇，这问也问不出来的疑团使她走也不是，坐也不是。
“晓燕，难道你不认识我了？难道我……”道静的眼睛炯炯地盯着晓燕看着，她已经对一直一言不发的王晓燕提高了警惕，“晓燕，我走了。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谈吧。我过去读书太少，现在打算在北大旁听课，我们会常碰面的。”
晓燕仍然一言不发。她抬起头看着道静，仿佛监视她是否会偷走东西似的。
两天后的下午，道静听过了两堂古代史的课，在红楼外面的马路旁迎面碰到了王晓燕。她似乎要躲避道静，但道静却迎着她走了过去。
“王晓燕，你上课去？”道静若无其事地笑着和她招呼，“王伯父近来情况怎么样？伯母和凌燕她们都好？”
晓燕似乎不好意思再不讲话了，冷冷地，然而仍掩饰不住她的痛苦，小声说：“谢谢！他们很好……你是来听课的吗？”
道静抓紧机会赶忙抓住晓燕的手：“晓燕，你一定有许多痛苦为难的事，但是我不勉强你回答我。”沉了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