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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师，看！看！这小花儿多好看呀！”
十来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有男有女，先后簇拥着林道静和另一个男教员在乡村的大道上走着。孩子们的小脑袋歪着、仰着、探着，做出各种不同的姿势一边走一边呼喊着。两个女孩子剪着短短的妹妹头走在最后面。她们一边走一边低声谈着话。
“刘秀英，你看同学们都多么喜欢林老师呀！不错，赵老师也不错……”那个胖胖的鼓着两只金鱼眼睛的女孩子摘下一支路旁的野花，闻了闻，“你知道吗？咱们好些同学都可愿意革命去啦。刘秀英，我也想去参加红军，可就不知道在哪儿……”
“不行，不行！”瘦瘦的刘秀英不同意，“李国华，林老师和赵老师全说过：咱们年纪都还小，现在还是应当好好用功读书，准备将来——到那时候共产党和红军也许都到咱们这地方来啦。”
“不行，我不听你那套。要革命就参加红军，拿起大枪干它一气！”
“李国华，刘秀英，”道静回过身来喊道，“你们两个争论什么哪？快走吧！到地方再开辩论会。”
星期天的早晨，被柳树包围的五里庄的小河边，来了十几个旅行的小学生，就顿时异常热闹起来了。孩子们分散在弯曲的河床边，有的还脱了鞋光着脚丫跳到冷水里。一时间，“捉王八呀”、“摸泥鳅呀”、“钓小鱼呀”的喊声以及女孩子们靠在柳树下唱的美妙的歌声，使恬静的旷野和小河更加弥漫了春天的气息。
道静坐在岸边的沙地上，颈上仍然围着那条白绸巾。她一边看着孩子们尽情地玩耍，一边和那个年轻的男教员低声谈着话：“老赵，你看看你的成绩，”她指指那些正在摸鱼的男孩子们，“这些孩子过去光知道调皮。可是现在，你看他们……”她微笑的脸上漾着快乐的红晕。
“这点点成绩算什么！”赵毓青说。他约莫二十二三岁，瘦瘦的清秀的面庞，有一对灵活而热情的眼睛。他正低头用手指在沙地上划着字，这时抬起头来沉思着说：“没有人领导，好像断线的风筝飘在半空中，咱们不能老是这样呀。”
“我也是这样想。”道静想起了江华，不觉叹了口气，“你见过我的表哥。如果他在这儿，我们的工作会更好……他临走时说会有人来的，可是这多日子也没见人。”道静扯下一根柳条慢慢拂弄着，怅惘地看了看赵毓青。
“不过话又说回来，”赵毓青说，“没有领导，咱们现在的情况也还不算坏。这多的学生都倾向着革命；有些教员也同情咱们。咱们还可以大干一气。”
道静摇摇头：“可是，老赵，我觉得还是赶快请组织派人来跟我们联系才好。我已经写过信要求来人，可不知结果怎么样。”她沉思了一会儿，说，“现在学生们玩的差不多啦，咱们就领着他们开讨论会吧。”
赵毓青把哨子一吹，孩子们放下手里的小桶、小铲、钓竿，迅速地集合到一起。除了李国华、刘秀英等几个稍大的女孩子还穿得干干净净，其他的孩子泥呀水呀弄得满头满脸。
他们互相看着吐吐舌头，就拿袖子使劲抹擦起脸上的泥水。可是越抹越脏、越黑。道静噗哧笑了：“同学们，到河边把手脸洗干净再集合。”
孩子们一窝蜂似的跑到河边洗干净手脸，又迅速跑了回来，把两位老师团团围在当中。
顽童们的张张调皮的面孔顿时不见了，一个个睁大眼睛严肃地凝视着两位老师。沉了沉，道静那温厚热情的声音，好像骤雨一样落在孩子们的心上：“同学们，你们都是咱中国最有出息的好孩子。你们都明白了爱祖国的道理，都为自己的国家这样担心。而且你们也明白了中国将要往何处走去。同学们，咱们将来都会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社会里，好像现在的苏联一样。你们都传着看了《苏联儿童过着幸福生活》的这本书了吗？好，都看了。那么，咱们现在就来讨论讨论苏联孩子为什么那么幸福，可是咱们中国的孩子为什么生活得这样悲惨的原因吧。”
温暖的太阳透过稀疏的柳枝，照着团团围坐在河边沙地的小学生们。他们一个个兴奋得红涨着脸，抢先热烈地发着言。
“我说，在苏联，儿童们吃的好穿的好，爸爸妈妈都有工作……”李国华闪烁着大眼睛急急地说。
“可是我说，我说，最要紧的还是念书。”一个挂着青鼻涕留着学生头的男孩打断了李国华的话，“咱们中国的儿童念书多难啊，像我——我爸爸养活五个孩子，一个月才挣十五块钱，家里哪儿有钱让我上学呢。苏联孩子上小学、中学、大学，只要你努力上进就能够多，多……上学，老，老……上学，有，有学问、问。可是咱们，看，看我……我上学，多……多……难呀！”他越着急越结巴起来了。小脸红涨着，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还有许多话没说完似的。
这时另一个学生瞪着他说：“皮得瑞，别说啦，眼珠子都要急出来啦！”
“不，不！人家，心、心里难——难受，……你，你还、还革命——命哩！”皮得瑞生了气，他扭过脸，红着眼要哭了。
“同学们，”道静站起来，严肃地看着那个讥笑了皮得瑞的学生说，“皮得瑞的发言是对的。他联系了实际。他功课很好，可是家里穷，想上学，上不起。他下了课，还要上车站去捡煤渣和破烂，时常饿着肚子来上课。……同学们，咱们想想，中国儿童这样受苦倒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回答老师的问题，孩子们一个个都睁大眼睛看起皮得瑞来。那个笑话了皮得瑞的孩子低着头走到皮得瑞身边，羞惭地拉住了他的手。
“好，吴学章，这才叫阶级友爱。”赵毓青对吴学章笑笑，又对其他孩子说，“都回去坐好，继续开会。”
正在这时，一个学生喊了一声：“有人来啦！”说话间，那个黑胖粗大的伍雨田骑着一辆自行车，已经来到了河边的柳趟子外边。
道静赶快迎了上去，笑着对伍雨田说：“您也到这个地方玩来啦？我们领着文学会的学生正在这儿一边玩，一边念诗呢。郭沫若的《女神》可挺不错啊，您也参加吧！”
伍雨田推着车子讪讪地摇头答道：“星期天串个亲，路过这五里庄，想不到碰见你们……你们念吧，念吧，将来都是大文学家。哈哈！”
伍雨田愣了一会子。学生们也瞪着他愣了一会子。他这才推上车子慢吞吞地走了。他刚走出几步，立即从他背后传出一阵琅琅的读诗声。孩子们读着《女神》中的《晨兴》，清脆的童音悦耳地飘散在恬静的原野上。
月光一样的朝暾，照透了这蓊郁着的森林，银白色的沙中交横着迷离的疏影。
松林外海水清澄，远远的海中岛影昏昏，好像是，还在恋着他昨宵的梦境。
……………
自从江华来到定县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一个多月之后，定县高小的情况就变了。道静遵从着江华的指示，尽力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人。首先她接近了赵毓青，这是个有革命意识的青年。由于思想的接近，他们互相依靠着、商量着来进行学校里的秘密工作。渐渐抗日救国的言论在学生们和一部分教员当中传播起来了；各种合法的——学生自治会、文学会、音乐会、话剧团等等小团体组织起来了；多数教职员和道静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她照着江华所说的，首先在感情上和他们接近，然后在政治上影响他们。尤其对于王校长，她更想法叫这位守旧谨慎的老处女欢喜她、相信她、对他们的活动不加干涉。关于道静他们的许多活动，王校长只是有时这样随便地问问她：“道静，你常带着学生跑到野外干吗去呀？来了半年，你倒越变越像个小姑娘啦。”
“姑姑，这都是文学会的会员呀。我喜欢文学，学生们也喜欢文学，到风景好的地方念念诗、背背文，您说可不怪有意思。赶明儿您也参加去吧。”
校长用手帕抹抹嘴唇轻轻一笑：“老啦，老啦，可没你们这些年轻人风雅……”她忽然收敛了笑容，伏在道静耳边小声说，“伍先生总说你有嫌疑，还说赵毓青也……说你们到城外是开什么会。小心点吧，别叫外边说闲话，给咱学校破坏名誉。”她爱抚地摸摸道静的头发，望望道静的脸庞，“怎么？我看你这些天又瘦啦。江先生有信来吗？……我哥哥和晓燕还常来信嘱咐我关照你。好姑娘，注点意，可别叫人们说闲话呀！”
“姑姑，您相信伍先生的话吗？”道静盯着王校长，静静地等着她回答。
迟疑了一下，王校长又用手帕抹抹嘴唇，摇摇头：“不相信。可是我是校长，我负着责任。一听见说什么共产党……我就胆小。”
道静忽然大笑起来。她用力拉着王彦文瘦削的手指亲昵地说：“好姑姑！别神经过敏，没那回事！国民党总是把所有爱国的人都叫共产党。我对学生只讲过点爱国的道理，讲怎么好好用功。您说，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谁不爱国呀！再说，咱中国现在这样危急……”
王彦文点点头。小眼睛里亮亮的似乎还有泪珠在发光。
工作依旧秘密地进行着。
暑假快到了，一天傍晚，伕役走来告诉道静，外面有位先生找她。道静的心跳起来了，她想：“谁？江华？……”
她急急跑到大门口去。
“戴愉！”她心里偷偷喊了一声，很快地伸出手去。
“好久不见了，路过此地，特来看看你。”戴愉温和地说着，并且握住了道静的手。
“真的好久不见啦，请进来吧。”道静把他领到房间里。又像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亲切地说：“你看江华走了一直没信，我们这里从来没人领导——你来了真好。”她对他完全信任不疑。
“定县这里没人找过你？”戴愉吸着纸烟问。
“没有。”道静努着嘴，在革命同志的面前她又变成了小孩子，“我们这儿只有我和一个姓赵的——他年轻、热情，是个很好的人。我们两个团结了一些教员、学生，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最好的、最接近的教员和学生一共有了十多个……”
“他们都叫什么？工作表现怎样？”戴愉插了一句。
“你先不必知道这个吧。”道静忽然多了个心。她没有把人名告给戴愉——这也是江华叮嘱她的。
“对，”戴愉一边喝着茶，一边摇手制止了道静的报告，“好，你再谈谈以后的计划。光是这样宣传宣传就满足了吗？”
道静说：“江华说过，不要性急——要长期准备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是一种错误的右倾理论！”戴愉坚决的声音使得道静吃了一惊。但她还是用心地听他说下去。她听见了一大篇关于中国革命的大道理，但是她分辨不出他说的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最后她只听明白他的一句话：“你把那个姓赵的同志找来，我和你们一块儿谈谈以后的做法。”
赵毓青进来了。道静的小屋里点上了煤油灯。围着一只小小的三屉桌，戴愉对他们低声地指示着今后的工作。谈到九点多钟，他起身走了。剩下道静和赵毓青却激烈地争辩起来。道静红着脸激动地说：“这么一来，看吧，准得糟糕！我们因为团结了校长和其他教职员，孤立了伍雨田，这才能够站住脚，工作才有了开展。要是打倒校长，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