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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皇帝只是无心之举，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来做司马光嫡孙的老师，这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无疑令许多人侧目。
司马光的祭文由范纯仁与苏轼分别撰写，此外，行状由范纯仁撰写，墓志铭则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章，更是异口同声的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顼、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顼对司马光，是与王安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的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黠，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逝……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撤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撤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生的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若石越此时能带兵去抄了苏辙的家的话，他多半就能找到这样的文稿，正躺在苏辙府上的某个书柜之中……关于司马光的真相，更加不可能不被记叙。
但那己经无关紧要。
当这些私人著作被公布之后，当事人早就去逝了。而且，只要有高太后的证言被国史馆记录在案，这最多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疑案，而官方无论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后之证言。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
若非契丹大举犯境，石越断难想象他的计划会如此顺利，高太后出于她的立场做出的配合，更加远远超过石越的预期。
但是另一方面……
石越端坐在大相国寺的这间禅室内，用眼角瞥了一眼茶几上的一份报纸——“阳信侯束城大捷”七个大字，立即跃入眼帘。
“束城大捷！”石越在心里苦笑，那已经是整整一个月前的旧闻了。
如今已经是五月二十七日，距契丹大举南犯，已经有五十天。而“束城大捷”，依旧是目前为止，大宋军队在河北取得的唯一令人瞩目的胜利。
大宋所有的报纸都宣称，阳信侯田烈武在束城小李庄，奇袭辽军先锋两万余众，斩首八百级，生擒生女直军统领完颜阿骨打以下五千余众。如今各路大军已接近河北，契丹之覆亡指日可待……
但实际上，田烈武虽然招降了生女直军近两千人，却差点被韩宝打了个错手不及，若非张叔夜与李昭光率部狙击韩宝，令田烈武安全撤回河间府，这位阳信侯此时说不定已经是韩宝的阶下囚。
束城大捷是一场惨烈的大捷。
云骑军的表现超过两府的预期，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仅仅披挂纸甲，只会骑射而缺少近战之能的云骑军第一营，在韩宝的三千先锋面前，展现了令人惊讶的英勇。据事后的战报，第一营的军法官主动在阵前充当肉盾，张叔夜与李昭光巧妙的指挥着这些弓骑兵们且战且退，双方激战近两个时辰，因为兵力、战斗力、骑术全面居于劣势，第一营始终无法脱离辽军的攻击，在离束城镇不足的两里的地方，被韩宝分兵包夹成功，几乎全军尽墨。此役最终只有张叔夜与李昭光带着一百余骑突围出来，但路上又被辽国追击了二十余里，当他们逃至河间府时，整营人马，只剩下不足五十骑。
而韩宝先锋军的损失，据张叔夜与李昭光的战报，不会超过三百人。而且大部分的辽军，都是被霹雳投弹炸死，死在云骑军箭雨之下的，少之又少。
歼灭云骑军第一营后，韩宝随即率部直抵河间府城外。他砍下了第一营千余名战死将士的人头，在河间府外，插上了一千多根木桩，每根木桩上，都挂着一个宋军的人头。
他的用意是想激怒城中八千余云骑军出城野战，即便不能如愿，也能羞辱云骑军，打击其士气，同时令城中居民感到惧怕，埋下动乱的隐患。
幸好章惇与田烈武还算冷静，二人遣使执剑把守各道城门，只以火炮进行还击，勉强稳住了河间府的局势。
伏击韩宝是一回事，与之堂堂正正决战又是另一回事。倘若田烈武中计出击与韩宝野战，纵然是打个两败俱伤，后果也不堪设想。即使契丹无法趁机一举攻克河间府，没有了骑兵的河间府，也是毫无意义的河间府。辽军只要用少量兵力监视，便可以大摇大摆继续南下，而毫无后顾之忧。
好歹章惇与田烈武没将这只起到战略意义的马军，当成战术部队在战争初期就给拼光了。只要云骑军还在，八千云骑军也许打不过三千契丹先锋，但契丹要想盯住这只马军，保护自己后路的安全，就不是三千之众可以办到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束城之战后，两府对云骑军更睐寄以厚望。断不愿意这只刚刚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河朔禁军，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折送了，那样对整个河朔禁军的士气，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但接下来，两府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多少好消息。
四月二十九日，耶律信在屡屡被雄州守军从地道中骚扰，而又无计可施之后，干脆一把火将整座雄州城烧为平地。
四月三十日，辽主与耶律信率军抵达莫州，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克缺兵少将的莫州城，莫州知州、通判自杀殉国。
五月一日，辽军攻取君子馆、束城。
五月二日，辽军攻取河间府之肃宁城、肃宁寨。
五月五日，韩宝绕过河间府，攻入深州，当日正好拱圣军北上，路过深州，双方在滹沱河边小规模交战，契丹援军赶到，姚兕退守深州，与辽军僵持。
姚兕的举动令枢密院大为恼火，表面上看，拱圣军进驻深州，正好位于河间府与真定府之中间，与云骑军、武骑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线，可以阻止辽军继续深入，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深州城垣不修，四顾无险，非可守之地，拱圣军挡在辽军主力南下的大道上，很有可能被辽军围歼——他所谓的“互为犄角”，是云骑军、武骑军皆不敢轻易支援他的“互为犄角”。
枢府立即严令拱圣军北进河间府，与云骑军合兵，以威胁辽军后路，但敕令往返，早已耽搁时日，而姚兕亦回覆枢府，称拱圣军与辽军僵持，无法轻易脱离。韩宝已经深入深州，河间之地虏骑密布，拱圣军更不敢轻进河间府，恐中途被契丹算计。
这些虽是事实，但姚兕也有自己的算盘。深州境内有滹沱河横贯，一到夏季就常有暴雨，引致河水大涨。时至五月，气侯有利于宋军。辽军主力若是全部渡过滹沱河，围攻深州，一旦滹沱河水涨，他就给了云骑军极大的活动空间。若是辽军主力不敢渡河，姚兕就可以等着河水大涨之后，进攻滹沱河以南的辽军。总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拱圣军都会成为战场的中心。
但问题是，枢府对拱圣军的信心，明显不及姚兕。枢府也不想将战场定在深州。
而辽军的行动，也比姚兕想的更加快，五月十五日，耶律信给韩宝增兵至两万骑，韩宝立即包围深州。万幸的是，十六日深州就开始下暴雨，辽军不习雨战，韩宝不敢在深州城外久驻，北撤武强县，牢牢控制住武强县与河间府献县之间官道上的几座滹沱河木桥与渡口。姚兕立即率拱圣军追击，双方在武强附近交战数日，辽军虽然兵力占优，但不习惯暴雨作战，而拱圣军始终是禁军精锐，亦非河朔禁军可比，双方互有胜负，皆不能取胜。韩宝控扼要道，姚兕眼见着滹沱河还没有涨大水，害怕滹沱河北面辽军渡河支援，只得引兵退回深州。
幸亏这姗姗来迟的暴雨——以往这可是宋廷最痛恨之事，每到此时，滹沱河泛滥成灾，治河救灾，年复一年。不想此时，却也阻住了辽军深入之步伐。
据前线传回来之情报，大雨开始后，辽军主力便驻扎于莫州、君子馆、肃宁城，一面西掠顺安、永宁二军，一面静等暴雨结束——滹沱河的雨季，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耶律信也非常精明，他提前给韩宝增兵之后，即使遇上滹沱河涨洪水，两军隔绝一段时间，宋军轻易也吃不掉韩宝。
如此一来，在暴雨之后，控扼要道的辽军将更有优势，而拱圣军的位置愈加尴尬。而这大雨也影响到了宋朝这一方，赵冀诸州百姓南撤在大雨的天气里，更加困难，速度也变慢许多。更麻烦的是，四五月间，陕西至汴京，也下了几场大雨，虽然西军走的是官道，道路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在枢府严令下冒雨行军的西军，行军速度却是大大变慢了。
但稍可安慰的是，在其他次要之战场上，宋军的局面倒还不算太难看。
如今形势已经清晰许多，东线之霸州在燕超的坚守下，仍然没有被攻破，信安军、保定军也全都在宋军手中。而辽军在损兵折将后，也放弃了继续强攻霸州之打算，转而南犯清州。五月十日，一只数千人的辽军渡过黄河北流，进入沧州境内。
枢府于五月四日正式采纳唐康等人的建议，征调虎翼第三军协防东线。但枢府以为黄河东流不足守，改令虎翼第三军北上沧州，配合沧州八寨，在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巡弋，而令滨、棣诸州于黄河东流设警，仍然做好随时南撤之准备。
沧州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沧州境内河道密布，到处都是塘泊水淀，不利于大股骑兵活动，州境内有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