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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8月）
二 再访广岛
1964年夏，当飞机在广岛市区上空调头飞向郊区机场的一瞬间，广岛的七条大河顿时失去了水色，仿佛被磨光的奖牌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从圆圆的舷窗俯视市区的游客们，被反射过来的盛夏的阳光晃痛了眼睛，纷纷缩回头去。我回想起，一年前，在从广岛起飞的飞机舷窗边，我也被这七条大河炫目的反光刺痛了眼睛。在我心中，时隔一年的感觉变得模糊、淡薄。飞机从广岛起飞又重新降落的这两次旅行，好像只是乘飞机游览时转过的一圈。
从半空俯视广岛，似乎没有一点变化。在从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眼前的一切也旧貌依然。和一年前把我送到机场的司机一样，眼下这位把我从机场送到市区的司机，也正着迷于昨晚的广岛杯比赛。然而，这一年中，原子病医院又有47个病人死去了。从对死者的统计来看，一位82岁的老妇死于肝癌，其余的也大多是老年死者，有67岁的，64岁的，5 5岁的等等。他们几乎均死于癌症。
我想起去年夏天，在原子病医院的病房里看到的三位躺在床上的老人。他们的肤色像印第安人一样黑，干巴巴的皮肤上沾了一层橡皮屑似的皮屑。就算这些老人医好病后可以出院，可以走出原子病医院，他们仍是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很可能在这个夏天，他们中间已有人成了孤独的死者。
在统计表上，众多老年死者中有一位特别年轻的死者。去年冬天，这位刚刚十八岁的母亲死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她刚一出生就碰上了原子弹轰炸，而十八年后，她刚刚生下自己的孩子，便因白血病发病而死。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新生婴儿目前没有任何异常。如果可以说“希望”的话，这便是唯一的希望吧。
除了这位遭受原子弹之害的年轻母亲产后去世的噩耗，在医院内外，我又听到好几个令人心痛的事例。很多身为人妻的原子弹受害者担心生出畸形儿，又担心产后会并发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尽管如此，那位十八岁的女孩还是得到了爱情和婚姻，而且还勇敢地生育了孩子。这种近乎绝望的勇敢，难道不正兼具了人的脆弱与坚韧，不正是一种真正的人性吗？我为那位18岁的年轻母亲而祈祷，希望她的孩子象征着纯洁美好的希望茁壮地成长起来。
去年夏天，我在原子病医院还认识了另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产后也发觉身体异常，住进了医院。幸运的是因为治疗及时没发生危险。可是去年秋天出院之后，今年夏天她又不得不回到医院。唯有孩子的健康是她的希望。我也只能为她祈祷，希望她早日康复。广岛还有更多的身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母亲，为她们，我献上自己最真诚的祈祷。在这一个里死去的人们当中，有位原子弹受害者恐怕是抱着最深切的遗憾而去的，他就是宫本定男。一年前的正午，三位代表全院的患者走到医院前院的烈日之下，迎接和平游行的人们。位于三人中间的，是一位头抬得挺直，极度苍白的中年男子——宫本定男。他甚至比身边穿着蔷薇花图案的睡衣的少女要矮小。他用极度紧张而又微弱的声音军人般地演讲道：“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演讲结束后，他接过花束长出一口气，又回到原子病医院的正门里……
我亲眼看到的只有这些。可是，他就这样抱着花束，长出了一口气，便带着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和威严，走向了死亡。那天，他走到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时，连站都站不稳了。从夏末到初秋，他一直卧床不起，冬天来到时，他便因衰弱而死。病历卡上记载着他的死因：全身衰弱。对于他的死，重藤院长和对许多病情急剧恶化、死于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人们一样，感到悲哀而又疑惑。他语气沉痛地说：“为什么身体会变得如此衰弱呢？”这位眼看着一个个病人因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死去的医学家，此时也只能哀叹，大概原子弹把人体抵抗力中最基本的部分无情地破坏了吧。
那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为了说出这句“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战功”，顶着烈日来到院子里，就这样加快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步伐。他以这巨大的代价，倾吐了自己的心声（虽然和平游行的先导车的高音喇叭盖过了他的声音，游行队伍里几乎没人听到）。
然后，他又带着一吐心曲的满足威严地走了回去。可是，当天晚上开幕的第九届世界大会并没有成功。起码可以肯定，大会的结果和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濒临死亡的人们所殷切盼望的成功相距甚远。全面禁止核武器尚不可企及，给原子病医院的人们在失望中带来了一丝振奋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第九届世界大会中又被笼罩在令人疑虑的浓雾之中。正在此时，宫本定男突然衰竭而死。
这位在烈日当空的院子里，以自己衰弱的身子为赌注，向健康的人们致词的小个儿的狂热的宫本定男，为了消除对逼近自己的死亡的恐惧，为了消除对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的无意义的生存的疑惑，他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把一切寄托在自己对反对核武器运动做出的这种只言片语的参与上。但实际上，当死亡降临他身边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仍盘踞着核武器投下的巨大的阴影。是不是当他猛然从和平运动的可能性的“幻影”中清醒过来的一瞬间，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疑惑顷刻间将他压垮，而他就此放弃了治愈的可能性呢？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也一定是怀着深切的遗憾孤独地死去的。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对广岛数万名与会代表来说，他的死包含着无法补偿的遗憾。
临死前几天，他收拾好存款和随身用具，打算出院。这是否暗示着他已放弃了对他人的信赖，放弃了对参加和平游行和大会的人们以及和平运动本身的信赖呢？同时，这是否又表明了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渴望回归自我世界的最后要求呢？
天老地也荒，毁灭所有生灵，方可慰我心
高桥武夫
面对如此哀叹的原子弹受害者，有的和平运动家会有充分的理由持批判态度进行反驳吧。然而，如果他目睹了1963年广岛发生的全部事情，对宫本定男，这位在盛夏的烈日下用蚊子般微弱的声音致辞，又在冬天来临之际衰弱而亡的病人，这位甚至被称为原子病医院“最后一位”热心关注和平运动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进展状况的病人，他一定会发觉自己实在是无言以对。
今年的和平游行队伍以社会党的干部为先导，再次来到原子病医院。医院窗口和一楼屋顶的阳台上又有一批欢迎他们的病人。病症较轻的患者，排成一列坐在正门的遮阳台下。比起去年夏天，病人中老年人似乎更多些，他们的睡衣颜色也更暗淡朴素。我怀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可是，再没有病人代表出来致辞。并不是医院方面因为去年的事情有意加以阻止。在原子病医院，已经找不到想就和平运动表达期望的病人了。那位入冬时死去的、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宫本定男，就这样成了“最后一位”致辞的病人。
他留下的一篇短文是这样开始的。“我在广岛控诉。在遭受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至今仍有无数日夜苦于白血病、贫血、肝脏疾病的人们，正在同悲惨的死亡进行着搏斗。”
我们在读这篇文字时应当注意，这不是针对悲惨的死亡，换言之是为躲避悲惨的死亡得到新生而进行的搏斗。这是同悲惨的死亡本身，但仍以死为终结的一场搏斗。“但是，情况令人担忧。在这所医院（广岛原子病医院），有的人因得知身患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自杀，有的人精神失常。”
在这篇绝望的文章的篇末，补叙了一段总令人感到空虚的结束语。当然，可能会有很多人反对说，那完全有希望成为不渺茫的现实，但我所指的是那文体的印象。“最后，我恳请诸位齐心协力，好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光明的世界。”初冬时，他成了衰弱已极的垂死之人；而此时的广岛，又迎来了明丽的夏日。三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报道和老挝、越南的战乱消息都登在一张报纸上。又是一个和去年夏季毫无二致的夏天。在这两个夏天之间，悲惨地死去了47名病人。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依然躺着饱受忧虑不安的折磨又只能忍耐下去的病人们。一踏上广岛的街道，我就会在这里那里遇到这些人，他们给我讲起这一年间死去的人们的故事。但我们的谈话不时地突然中断。我们各自拭着汗水，抬头眺望着阳光下的比治山。因为我们知道，在广岛，没有任何人比那山上的病历卡，那些记录着被侵蚀的骨髓、遍布全身各处的癌组织、数目庞大的白血球、被堆放在山顶的ABCC的那间电脑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工作着的资料室里的病历卡，更能准确地回忆起那些故事……
我走向靠近繁华路段的劳动会馆。去年会议的中心会场在和平公园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那里曾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秘密会议室大门紧闭。所有的人都怀疑，“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到底能否召开，大家又都屏息嘀咕着造成一切灾难和困难的原因“任何国家……”
而在今年的会场——劳动会馆里，没有任何秘而不宣的气氛，没有丝毫不安、困顿、苦涩的感觉。即使在略显经验不足的大会筹备工作中不时有些小小的差错和停顿，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家都确信，在这里举办的三县联络会议——禁止原子弹、氢弹广岛——长崎大会一定会顺利圆满。
我旁听了国际会议，去年这里是最激烈的战场。中国代表朱子奇和苏联代表朱可夫针锋相对。以他们两人为核心，又分别凝结出两块彼此充满敌意的结晶体。今年，朱可夫又作为苏联代表来到了广岛。他面带斯拉夫人特有的宽厚的微笑，敏捷地挪动着高大的身体，一望便知他充满了作为焦点人物的自信。以他为中心，会议开得一团和气。玉米娃娃似的印度的妇女代表，全面肯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另一位富有魅力的西德妇女代表，分析了西德的核武器装备现状，对法国进行核试验提出了内容具体的抗议提案。她态度冷静，话语简洁，富有说服力。“必须阻止法国和中国的核试验，达成全面裁军！广岛悲剧不能重演！”
她的呼吁博得了全场的掌声。今天，各国代表的演讲都具有本国的独特个性和具体性，使旁听者觉得内容充实。如果说去年这个会议上的演讲内容贫乏、毫无收获是因为敌对的两个势力之间充满敌意的毒素在作怪的话，反过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