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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熟悉的街道上，我开始看着那些建筑物，想道：我是把钱藏在那幢房子里的吗？我仍然不能把自己的过去串起来，所以没法子找到答案。反正眼前我更感兴趣的是搞毒品。我又开始偷商店里的东西，用得到的收入买更多的黑市毒品，我把大量的毒品存放在床底下。我不愿失去住在房间里的安全感，不得不找一种保证我晚上能够睡觉的毒品。我带着这个念头去找兰多医生。他还在哈利街的诊所里给人提供毒品，他和以前一样头也不抬地问：“你怎么啦？”我走到台灯前关上了灯，说：“这是我，快要睡着了。我几分钟之内就要人事不省了。我想你是明白的，大夫。”“把灯打开，坐下。”他说着给我开了一百片现有的药力最强的巴比上酸盐。“最多吃两片，不然你就要永远睡下去了。”他警告道。“你能肯定我一定会睡着吗？”我付钱给他时问道。“绝对肯定。”他笑着说。
离开哈利衔后我去看望路易莎和劳拉，我前妻的妹妹，她们已经在切尔西时髦的国王路住了很多年了。这个吸足了毒品把三个小姑娘从马耳他救出来的英雄，在流浪的岁月中偶尔也曾向她们要过钱买毒品。那几个昔日穿着白短袜的小姑娘现在出落成了漂亮的女郎，享受着伦敦的富人阶层的生活。在我找到她们的那几次，我情绪激动，表现极糟，她们吓得不敢让我进门，总是从窗户里把钱扔给我。当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大声叫着“路易莎，劳拉！我需要钱。”时，过路行人都奇怪地驻足而望，而后当一个漂亮的女人出现在窗口，喊着“等着。我在找钱包呢。”的时候，他们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我哪里知道，正是这个十月的一天将要改变我整个的生活。劳拉独自在家，她向我招着手，从窗子里扔下来了几个英镑。她早就放弃了进一步帮助我的努力了。所有的医生和那么多别的人都没有能够使我戒掉毕生的毒瘤，她帮我又会有什么用呢。和路易莎一样，她只是给我点钱，像对待一只病狗那样拍拍我，然后让我继续回到街上流浪。
吸毒吸了二十年后，我现在就像一台用化学药品做动力的机器，没有毒品就无法运作，已经完全不可救药。我拾起了钱，沿国王路去到“切尔西酒店”——不是去喝酒，而是到厕所去用里面的水吞服药丸。酒吧刚刚开始营业，吧台边只有一两个客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下面的事。我吞服过安非他明后停下来要了一杯啤酒。这是很少发生的事，因为对我这样酗酒的人，一杯啤酒什么作用也不起，再说，我有的任何一点钱总是全部花在毒品上的。
我付啤酒钱的时候抬起了眼睛，看见一个有金褐色头发、蓝眼睛的漂亮姑娘在对我微笑。我惊异非常。她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当然她不会是在向像我这样的吉卜赛人笑吧。我回头张望，但是我背后什么人也没有，只有那架沉默的自动电唱机。我心里纳闷，相信自己在瞎想象，慢慢喝着啤酒又看了她一眼。她依然在微笑。我看见什么了？这是生活又走回到我身边来了吗？我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竭力想说点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凝视着她的眼睛。这个姑娘怎么会看着像我这样的流浪汉呢？我又一次回过头去，但还是一个人也没有。
我过于孤独离群，不知如何接受这个重回生活的邀请，只会呆呆地看着她。我坠入了爱河，不是爱上了一个老保姆和她的罗宾汉故事。不是爱上了一个马耳他电影明星般的偶像。不是出于毒品的速效因果。我爱上了这个年轻姑娘。我想讲话可是说不出来。我只会呆呆地看着她。时间凝固了。她就那么回望着我的眼睛，好像她已经知道了一切。
为了增加勇气，我回到厕所去又吞服了一些药丸。我感到非常害怕，比过去所有的匪徒和杀人犯加在一起还要怕。我爱上了一个人。走回酒吧时心里琢磨，不知这个卡萨布兰卡的陌生人会不会走了，留下萨姆被毒品迷糊得再也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她仍旧等在那里！
我的心剧跳着，开口说道：“你好，我请你喝点什么好吗？我只是一对令人难堪而已。请作答应吧。”她同意了，于是这个被毕生的毒瘤毁掉了的潦倒不堪的人骄傲地带着她走到自动电唱机旁的一张桌子边坐下。
我们又说又笑。这是我十年以来第一次笑。她告诉我她名字叫汉雷治蕾。她从德国的巴伐利亚来这里度假一周。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挑选歌曲，好像其余的世界已不再存在。“我曾经像国玉般生活过。后来失去了一切。”我摇着头，伤感地诉说道。我们坐在那里互相对绝了片刻，然后我擦擦眼睛，又买了两杯啤酒，把最后的一点钱放进了自动电唱机里。“你来挑最后的两支歌。你是我的客人，我最好的客人。”我微笑道。
这是我表现尊严的时刻。
我为自己邀请的客人付款，和从前一样由我来买单。
我们一起又听了几支歌，喝完啤酒后我陪她走到斯险广场地铁站，在那里分了手。临别时我让她往我母亲那里给我打电话，也许在她飞回巴伐利亚之前我们可以最后见一次面。我的头脑里响起了新的、温柔的铃声。她的眼睛说出了一切。
回到屋子里以后我吃了四片安眠药，使自己整整睡了两天。在同一姿势下睡了说不定二十个小时后，我浑身酸痛，吃了许多安非他明才算下了床。我不是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在我的脑子里上演着充满希望的电影。和我一起观看这部电影的名人多过任何一次好莱坞电影的首映式——埃尔维斯、玛丽放吉米·亨德里克斯、布莱恩·琼斯人我们一起吞服安非他明，他们都为我高兴。
过了一天，汉雷洛蕾给我母亲打来了电话，留下了她住的旅馆的名字和星期日上午我们见面的时间。可惜的是，当星期回到来的时候我已经一连三天大量吞食安非他明，到约会地点的时候情况简直糟进了。我没有钱，于是建议到附近的海德公园去散散步。
疯狂的吸毒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健康，我走不了多木的路。几分钟后我们不得不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突然我感到很不舒服，以为自己要景过去了。我不愿汉雷洛蕾看到我昏倒，就解释说我马上得走了。在分别前我希望能有最后一些珍贵的时刻，就问坐在对面长凳上的女人要了一点面包来喂鸟。
我们又向公园里走了一段，然后坐下来喂我们自己的麻雀。吃完面包之后我向汉雷洛蕾告别。我离开“她满脸莫名其妙的表情。我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回过身去挥手，但发现我的公主已经走了。她走出了公园的大门，和别的游客一起去参观伦敦的景点了。我回到长凳旁，又吃了几片巴比上酸盐片，看着鸟儿啄完了我们最后的一点面包渣。我醒来时已经是那天深夜。他们在锁公园的大门了。我像只病狗般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里。
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保是我存在着一个幻想。在某个地方有着一个人知道我的名字，记得我，记得公园里我们的鸟儿。我不再孤独。我认识一个人，有个人认识我。
尽管我仍然是个没有希望摆脱毒瘤的痛君子，但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平静了。不知怎地我周围的一切似乎显得好了一点。在生活的长卷中已经写下了我的这一章了吗？我开始减少吸毒量后，我脑袋里的野马现在平静地吃起草来。我甚至开始和别的房客一起吃早餐了。前面那间小屋里的怪人起来走动了，告诉大家他的德国女朋友以及他们一起喂过的马。在某种魔力的作用下我的行为开始正常起来，使我的母亲和房东大为高兴。白天我不再在毒品区转悠，而是到公园去长距离散步。现在我每晚都睡觉。
几个星期后，母亲安排好两个医生和一个社工人员在她的公寓里和我谈话。这次见面本身就是个奇迹，因为伦敦的每一个精神病院都已经觉得我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了。她求他们收我住院，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医生们对我询问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决定当即用他们的车把我带回医院去。我们离开我母亲的公寓时，邮差递给了我一封盖着德国邮戳的信。我笑了：“我知道这封信会来的。”
医院里的生活是一种新的经历。我瞒着医院里的人继续偷偷地服用安非他明，但是一天只吃四粒。比起过去一把一把他吃，这只是沧海一粟。这四粒药丸使得像我这样的长期安非他明吞食者能够和人交流，而不至于因突然终止而完全隐入孤独之中。我不是医生，对于有控制地逐渐减毒和突然彻底戒毒，特别是在早期的日子里，很难说出是非来。但像我这样的长期吸毒者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进行缓慢的、持续不断的治疗。在通常的八个星期之内不可能把我治好放出去。一个相信持续减毒的资深男护士总是这样说：“你可以高高兴兴的，我们不会打发你回家。”可悲的是，女护士长不同意他的看法，不久她就好意地给了我致命的一击。
我每天从早到晚读着汉雷洛蕾的信，给遇见的每一个病人和护士看，而且总是说：“当心相片。”每次医院里的人看见我，他们就不得不经历整个看信的仪式。我只吃很少的安非他明，所以虽然医院的镇静剂药效不强，我每晚还都能安睡。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会开始回忆我所呆过的所有的戒毒机构。多琳、胖胖、“”真死掉“、邮差罗杰……他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最后一次返回正常生活的舞会，我心里想。我必须小心举步。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当地的一家公司里做扫地工，但仍住在医院里，付一点吃住费。我总是小心地只吃四粒安非他明，从不超量。我怕如果我晚上不能睡觉，就会被赶出去。干活的时候工头给我三把扫帚，告诉我什么地方用哪一把。我讨厌这个工作，但是在安非他明的帮助之下坚持扫了下去。一天我建议用较好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监工回答说：“伙计，这儿不用想，你扫就是了。”持续的对吸毒量的控制，正常的食物和睡眠显出了效果——我不仅看上去好多了，而且脑子很久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过。我正渐渐爬回到正常世界中去，但是却并不喜欢我进入的这个世界。我看着我的同事，他们中许多人干这同样的工作已经二十年了，我常常感到自己是用一种监禁换来了另一种监禁。
我给汉雷洛蕾写了回信，大胆地建议圣诞节见面，或者她到我的公寓来，或者我到德国去。我的公寓？什么公寓？我现在住在精神病院楼上的一间病房里。感谢上帝她回信了，建议我到德国去。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我扫地经过每一张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