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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大夫站起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一个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意见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潘佑军狼狈不堪。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医院院墙外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时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你好象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指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警察解释。
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楞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我含苞欲放呢。”“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一女孩不错，今天不五讲四美，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呵。”
她转身匆匆走了。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磕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行行，不急。”“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高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觉得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撼。”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像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找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
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其实我没什么需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结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被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一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呵？”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么？”
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5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这家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
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