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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记录了肖华的真实人生，而且标明了女性世界的觉醒。能够在痛苦与悲哀中对自己痛下针砭，肯定美好的，抛弃谬误的；能够在痛苦中超越自身，尽量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对待别人；能够写出中国女性面对婚姻普遍的困惑；能够在苦难中奋起，坦然面对打击，以勇敢的精神、坚韧和毅力与明智的选择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能够在世界崩溃时重新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肖华是一位智者、勇者。
相信聪明、善良、坚强的肖华能够为自己走出一条更好的路来。
《往事悠悠》自序
我从来没有生过写书的念头，但现在却拿起了笔，追寻我逝去的从前……
我和张艺谋的友谊与爱情，从一九六五年学生时代开始，到一九八七年，整整二十二个年头。然而，这保持了二十二个年头的友谊和爱情却抵挡不住一瞬间骤起的风暴。我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愚弄和欺骗，就仿佛在我猝不及防之时被人推进了黑暗的深渊。一只美丽的、梦幻的、理想的五彩气球在我面前爆炸。面对着纷纷洒落的碎片，我惊愕，我痛苦，我无言以对，因为那随风飘去的每一个碎片都联系着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喜怒哀乐。我唯有沉默。我之所以沉默实在是对张艺谋的一种莫大的失望。我打算在沉默中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然而，我善良的愿望不断地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所碾碎。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文艺报》发表了一篇《张艺谋其人》的所谓报告文学。作者信口开河，把道听途说的事和想象出来的话强加在我的头上，令我不安而且恐惧。该文很快被一些报刊杂志转载，继之，新的类似的文章又不断出现。我希望做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平静地生活，我渴望安宁，我已经饮过张艺谋斟与我的一杯苦酒，而那些热衷“花边”新闻的人却还要逼迫我吞下第二枚苦果……
事情已经到了我非表白便无法逃避伤害的地步。一九八八年底我开始动笔撰写此书，一九八九年四月书稿草成，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在这期间我尝够了回忆的酸甜苦涩，可回头看看，却又为自己笨拙的笔墨羞赧。我不能活画出那些真实的人、事与情感，我不能捕捉到那些虽已逝去却依然浮现在眼前的一切，我真想将此书稿付之一炬，也许最珍贵的东西只能藏在记忆的深处，不可吐露。好在我撰写此书最终旨在寻求一种自我的宣泄和解脱，本来就无意仅让它为我作表白。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我不断地收到全国各地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来信，她（他）们把安慰、关心和理解送给我，她（他）们将真诚的爱心送给我，鼓励我奋进。我感慨温暖我心的所有善良的心，我无以报答所关爱我的人，唯有这部笨劣的书稿和我的真诚。我自信这部书稿的纯朴与真实，虽然它并不“滋润”，也并不“潇洒”，但它绝不矫饰。
中国目前的无数家庭，远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种敢爱、敢恨、活得舒展、活得洒脱的所谓“自由状态”。某一个家庭成员的“自由状态”，势必以限制和妨害其他成员最起码的自由为先决条件。在一方也许可以得到某种“舒展”和“洒脱”，而留给另一方的也许只能是痛苦和灾难。
在实际生活中默默地作着牺牲和奉献的妻子不在少数，特别是在那些成功者的家庭里，她们为社会的前进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动机出于爱。这种爱是一种大爱至爱，一种包容丈夫、孩子、家庭乃至社会的爱，一种真正的爱。
我可以直面我的人生。毫不隐讳地说，我对张艺谋的爱是真诚的，他过去对我的爱也是真诚的！我与他相恋相爱相结合，相携相伴走过了二十二个年头，我过了二十二年真真实实的生活。要说舒展与洒脱，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舒展与洒脱。我不愧悔过去了的一切，虽然我已失去了许多许多。同时我认为现在的张艺谋在志趣上，在对人生的理解上已与我大相径庭，他也许已经真正获得了“自由状态”。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充满坎坷和苦难，曾经顽强奋斗过的人，他是否能与我一样直面他的人生？至于我，将一如既往地真诚地生活下去，并坚信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将永远接受真诚，属于真诚！
别了，张艺谋，我和女儿衷心地祝愿你迅速地穿过高梁地，奔向更加辉煌的前方。
1989年4月26日草成
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是哪里人，这个本来挺平常的问题总使我犯踌躇，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清楚。
我父亲家是北京大兴县黄村的首富。我母亲是河北安新县白洋淀人，她们家从外祖父那辈就离开家乡来到京城。父亲则在上中学时才离开那片热土。可以说我算是个北京人。
父亲和母亲是上大学时认识的。父亲学的是政经专业。母亲学的是文学。一九四九年初，他们又一同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满他们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并随军入川，参加了解放成都、重庆等战役。父母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我们家就一直在西安居住。
我们共姐弟三人，姐姐、我和弟弟。姐姐生于一九四八年，她出生刚刚八个月，父母就随军西去，把她留在北京，由姥姥抚养。我于一九五一年在西安出生，当时父母还没转业，部队上实行供给制，我就由国家雇人抚养。一九五五年弟弟出生后，父母把我也送到北京姥姥家，一直到一九六五年。
姥姥有四个子女，依次是大舅、大姨、母亲和小舅。姥姥不仅用自己的勤劳和辛苦养育了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抚育了我们这一辈。我的表兄弟姐妹几乎都在她那里生活过。
姥姥的家在北京西城旧鼓楼大街后马厂15号。整个院落大约有二百多平方米，院内有三棵枣树、一棵桃树、一棵挺大的中国槐和一个葡萄架。夏夜，我们一家人在葡萄架下纳凉、说笑、听姥姥讲故事，伸着指头数天上的星星。姥姥的故事真多，什么七仙女下凡啦，什么鹊桥相会啦。当听说在葡萄架上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说话，我还真动了心，一连两年七月七的晚上都在葡萄架下静静地等呀、等呀，听呀、听呀，结果当然是很失望。
姥姥的慈祥和抚爱使我们姐妹能够过一种无拘无束的有秩序的生活，很少受到严厉、粗暴的干涉。她使我们养成了宽厚待人，承受困苦，承担责任的习惯。她平素言行中闪烁着的美好品德在我们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姥姥是我人生的启蒙之师，是影响我性格最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从为人处事到持家度日，我总以她老人家为典范。也许有人因此而误解我懦弱，或认为我守旧，但我不愿改变自己。
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
小学快毕业时，父母就让我回西安上学。几乎每封信都要提一笔“西安好着呢！”当时我根本体会不到北京有什么好，西安又能有什么不好，觉得哪里还不都是一个样。到我上了中学父母就催得更勤了。我没有很快到西安，是因为我离不开姥姥，也不愿放弃我已经熟悉和习惯的生活。
一九六五年暑假，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一个多星期就办完了户口和转学手续，一个人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了西安。当时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和留恋，甚至连走时的情景，姥姥的表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一种对新的、陌生的环境的向往占据了我的心。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奇怪，真有点鬼使神差的味儿。
来到西安已经是快开学的时候了，母亲领着我急急忙忙地联系学校。先打听的是一所重点学校，去了一问，那里只有高中班。又找到一所离家近一点的学校，那是一个五年制的中学。上初二吧，学校担心我跟不上课程，上初一我又不愿意。当找到第三所学校时，我已经有点着急了。什么好学校、差学校，反正都是上学，自己好好学就得，我再也不愿意跑来跑去折腾了。说也奇怪，这个学校只有初中，开的外语也是英语，完全符合我的条件，我就是这样留下了。
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到我。后来渐渐地发现每到老师提问我的时候，班上就特别地安静，几乎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家有新鲜感，好奇；二是同学们爱听我说话的声音，爱听京腔。伴随着这个发现，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孤独感。因为刚来新学校我本来就胆怯不爱回答问题，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专注地听我发言，就更加拘谨了。虽然这个学校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讲普通话，但课后更多的时间大家都操着陕西话和河南话，我还听不太懂，所以更没人和我谈得来。
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和我说话的人多了起来，有的同学很主动。其原因除了我是个新生和操一口京腔外，大概是我把北京学生的“开通”风气给带来了，使他们感到新鲜、愉快，一扫当时班上男女生界限分明的别扭劲儿。班上分组的时候，同学们还选我当小组长。我从小学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以来，就一直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和班干部。这次当小组长算是级别最低的。不过这个小组长确确实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觉得同学们还是喜欢我的，西安还真的不错呢！
经过期中考试，我的考分虽不是最拔尖的，但也排在前五名之内。于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了。一次老师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布置办了专栏，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配每人画两幅画。当专栏贴出来时，我画的那两幅画明显地超过了其他同学，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表面不露声色，心中得意得很。真想大声告诉他们：“我从小学起就为全校和班里办壁报，办专栏，一两幅画算什么呢！”
也就是从这次起，张艺谋注意到了我，他也是参与办专栏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在这以前他一直是班里同学们公认为画画最好的人。当然，这些都是他在后来才告诉我的。
几乎就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在我和同学们熟悉以后，在班上男女生开始说话和班风活跃了以后，我几乎和所有的同学都交谈过，唯独没有和他单独面对面地讲过话。在他面前我感到心慌、不自然，所以尽量避免和他打照面，更不敢主动和他搭话。我发现他也是这样。每当我和别人说话时，他常常借故逗留在一旁，正像他和别人交谈时，我不由地支起耳朵听一样。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又不想让对方发现。
朦胧的秘密
张艺谋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叫张诒谋，艺谋是他爱上摄影并决心投身这门艺术事业之后改的。“诒谋”这个名字是他爷爷给起的，“诒”字有“赠送”和“遗留”的意思。很明显，爷爷希望把张家的智慧和长处都传给这个孙子。他爷爷是很有卓识的，智慧就是财富，给后代留下智慧，那么一切就都有了。
张艺谋和班上的其他同学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少年老成，不苟言笑。说话、走路、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有条不紊。完全不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而且不偏科，各门功课都很好。同学们私下里都称他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当时，班里的同学包括学习比较好的同学都怕上英语课被老师提问。因为老师提问，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