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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想进去买，张艺谋拦住了我，示意让他去，还神秘地指了指胸前别着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我会意了，就让他去试试。
那个卖油条的姑娘看见了他的校徽，竟隔着几个人把油条递到他手里。他为此十分得意，一边吃着，一边问我：“怎么样，灵不灵”。我被他那副赖样子给逗乐了，故意气他说：“如果那个卖油条的不是个姑娘而是个老师傅，就不一定会买你的帐。碰你一鼻子灰，看你还得意什么！”他抽着鼻子白了我一眼，看着他那白我的眼神，我开心极了。
车还没到乾县的时候，天就下起雨，我们只带了一把伞。下车后，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只好先在车站的房下避一避雨。旁边有两个小男孩，看见张艺谋胳膊上带的电子表，电子表盘上数字显示一闪一闪的，感到非常新奇，“噢，碎碎的颗颗（小小的点点）。”听到了这有十年没听到的当地话，我们感到特别亲切，不由相视而笑。雨稍小我们就赶路了。雨天风很大，走在田间的土路上有些滑，张艺谋跑前跑后为我挡风遮雨，可是没一会儿工夫我俩还是被淋透了，天灰蒙蒙的，和庄稼的颜色混在一起，空气中有一种青草气，很清新，很舒畅。四周那样静，只有雨打在庄稼上的“沙沙”声。张艺谋滑倒了，我不由得尖叫了一声，由于太静，这一声传得又高又远，惊的我和张艺谋都不相信这竟是我发出来的声音。
到了村头，路就更泥泞了，走一步鞋子就被拔掉一次。我的鞋被拔得脱帮，只好提着鞋光着脚丫走。雨还在不停地下，雨水顺着脖子流下来，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湿透了。张艺谋在前面走着，不时回过头来和我说话，突然他停住话，眼睛盯在我的身上直发愣，嘴里连声说着：“位置不对，位置不对。”
“什么不对？”我疑惑地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发现腰间鼓鼓囊囊的，就不由得撩起上衣一看，原来是胸罩里面的那层薄海绵浸饱了雨水，下沉垂到了腰间，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这笑声夹杂着雨声在田野里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一进村就看见我们村饲养室的大黑漆门。那门特别大，原来上面有张艺谋画的毛主席像和红太阳，现在毛主席像不见了，只有两个大红圈。村子比原来大了许多，原来饲养室离村子还有一截路，现在都快连在一起了，我们正在端详着曾住了三年的饲养室大院，村头上住的几户人家看到了我们。他们喊：“艺谋和肖华回来了”。因为是雨天，大伙儿都没出工，一会就来了许多人，我们换上农民给我们拿来的干衣服，大家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
张艺谋告诉大家，他现在在北京上学，学怎样拍电影。将来学成之后，要拍电影就到咱们这个村上来拍，大家连声说：“行，行，好得很”。
曾经和张艺谋一块浇过地的那个九叔，关心地问我们结婚了没有，我们说还没有。九叔说：“还等啥哩，赶快结婚，老了就没意思了。”大家都善意地笑了。
还有个五叔，他年轻时曾在外面干过几天事，我们在队上时，他给张艺谋看相，说张艺谋是个当大官的料。这次我们去看他，他得意地对大家说：“看我当年说到了没有？”这个老头有一颗童心，很爱表现自己，大家也爱取笑他，开他的玩笑，说他满口牙掉的一个不剩，是因为他年轻时天天刷牙捅掉的。大家一直说到天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天放晴了。我们用带来的小相机，挨门挨户给全村四五十户人家，每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有的要求给家中的老人单照一张，以备后用；有的托人来说，儿子要相对象、说媳妇，想单独照一张给对方看，我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第三天我们准备走了，我才想起我们脱下的湿衣服和我那双脱帮的鞋，不知随手丢在谁家了。这时队长提着一个包来找我们，接过包打开一看，竟是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我那双脱帮的鞋也用一块新黑布垫着，密密麻麻地缝好了，我俩不知怎样感谢乡亲们才好！
离开村口时，我回头望了又望。啊，北倪村，我梦魂萦绕的地方，我的爱、我的青春都在你那里。
短暂的幸福时光
1982年5月份，张艺谋即将毕业，他来信叫我去北京结婚。我按他的吩咐做了细致的准备，并给学校领导打了招呼。学校领导挺照顾我的，批准我教的英语课提前考试。
到北京的时间是我事先在信中和张艺谋约好的。买好火车票我又给他拍了电报。上火车，我心里就描绘着他接我的情景。火车进了北京站，我伸着头往车外看，寻找他的身影，可是没有。我非常失望，也非常扫兴。
北京站的广场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又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人群中搜寻他的身影，还是没有。我感到特别委屈，就跳上公共汽车，去了姐姐家。
见到姐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亲热之情，但对张艺谋的气还没有消，坐下来就愤愤地说：“说好的他来接我，结果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姐姐见我不高兴，连忙说：“张艺谋来过了。专门来打了招呼。你看，给你的东西都放任那里。”我这才发现，张艺谋那个大提包就放在旁边，心里倒也泛起一阵暖意。
晚上张艺谋才从学校赶来，进门就忙不迭声地给我解释：“我是早上八九点才看到电报，时间已误，赶到火车站也来不及，知道你一定会先到姐姐家来的，所以就把手头的事办完才赶来。”
看着他那副忙乎乎的样子，还一个劲地向我道歉，我还能说什么呢？反倒觉得像欠了他什么似的，直劝他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吃完晚饭，大家聊了一会儿后，姐姐突然站起来说：“对了，我得给你们去搭床。”一下子，张艺谋和我都显得不好意思。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将要开始的那种庄严与迷茫的特殊感觉……
张艺谋给我讲了他们毕业分配的大致情况。他们摄影系共有二十六名同学，其中就有十四五个是北京人，而留在北京的名额只有十个，这就是说，家在北京的同学都得有几个去外地，家在外地的学生想留北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能。张艺谋本来想留北京工作，因为他认为，搞电影处在全国的文化中心好处很多，信息交流快，容易干成事。可是面对这种局面，留北京显然没有希望，这使他非常难过。我建议他回西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他向我解释说，西安只有一个名额，而从西安来的则有六个人，先不说争取会有多大困难，就是争取到了，他在西影也不一定会被重用。而且他比别人大近十岁，需要马上投入工作，如果再耽误时间，就没有出头之日了。时间不等人，岁月不留情。再者，他是他们家中的长子，如果回到西安，家中的大小事毫无疑问地会先找他。他不想陷入家庭琐事中去，只渴望一心一意地工作。最后这一条理由，除了反映出张艺谋的工作热情很高外，不难看出，张艺谋已经具有了不愿承担家庭责任的倾向，只是我当时并没有能感到其中的严重性。
这段时间，张艺谋的情绪似乎特别不好。有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偌大的床上只有我一个人，不觉吃了一惊。四下里一张望，黑暗中看到沙发那边有个红点一闪一闪的，是他坐在那里抽烟。我心头一紧，意识到他心里一定有什么巨大的痛苦，这痛苦会是什么呢？是不愿和我结婚吗？是分配工作不理想吗？我跳下床，蹲下身子，抱着他的腿，轻声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事心里烦？是为了分配的事，还是……”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学校已经风传让张艺谋他们去广西厂。由于广西比较偏远，同学们都视若畏途，认为就像发配去西伯利亚一样。张艺谋曾经联络了几个同学争取去潇湘厂，他们认为潇湘厂虽是新建，但毕竟在内地，实力也比广西厂强些，加上分配到那里的名额多，同学们在一起容易形成一股力量，容易干成事。谁知这一努力也失败了，这使张艺谋十分痛苦。他对我说：“只有去广西厂了，这可能还是入学时和学校的不愉快，使他们始终对我抱有成见。去广西厂后，我一定要奋发努力，干出样子来，让学校请我回来，证明他们错了。”
除了广西厂别无选择，张艺谋也就死了心，准备提前往广西托运行李。我也天天跟他上街，筹办这一切。张艺谋其实没有多少东西，除了一套铺盖，一箱衣物外，最值钱的就算那一大纸箱子书！这是他上学四年一本一本积攒起来的。他特别重视这只箱子的包装。除把书用细绳捆扎之外，还在纸箱上捆了好几根铁丝，为的是即使遇上野蛮装卸，纸箱破了书也不至于散失。
就这样忙乱了近一个月时间，事情才稍稍有了头绪：毕业证已发，行李书箱已托运，学校也正式放假了。姐姐一家三口要到西安探亲度假，他们便把房子留给我俩使用。
直到这个时候，张艺谋的心、才算安静下来，才有了心思陪我玩。这是我们在一起很少有的时间，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气氛中，我才能找回我自己，才能感受到夫妻恩爱的真正乐趣。我们去了圆明园、八达岭、颐和园、北海，照了一大批照片，这是我们在一起拍照最多、最集中的一次。此后再也没遇上这样的机会。
到了后来一段时间，我明显地开始挑剔饭食，特别想吃酸东西，每次去饭馆吃饭，总要一盘酸黄瓜，还没等饭菜上来，酸黄瓜早就一扫而光。开始还不介意，后来细细一想，不由得脸红心跳，莫非是有了？我把这话告诉张艺谋，他高兴得像个大孩子：“酸儿辣女，一定是个儿子！”“这几天要好好看球赛，培养儿子的兴趣，长大了让小子踢足球！”当时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我们沉浸在对未来家庭生活无限美好的憧憬之中。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后，张艺谋的学校生活和我们的蜜月同时结束了。
回西安途中，张艺谋谈了他以后的打算，他动情地对我说：“学校生活的结束，就意味着拼搏开始了。我知道自己有许多闲难和局限，但就是要闯一闯。我对自己有信心，不信干不出个名堂。在学校我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小我七八岁甚至十岁的同学精力差，在许多方面我还优于他们。现在把我分到广西厂，看起来不太理想，但什么都是有利和弊的。厂子不好，缺人，反而会提供机会使我早日出头。”说到这里，他停了停，深情地望着我，说：“说实在的，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你现在怀了孕，最需要照顾，而我却远在广西，无能为力……”他的话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拉着他的手摇了摇，表示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不用担心。也许是为了排解忧虑，他笑了笑，继续说：“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事业心强。想干什么，一门心思都用上了，就是在身边也不一定能照顾好你。”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同行作妻子，这样她就能和你一块干，对事业有好处！”他说，“从表面道理上似乎是这样，但我不愿意。首先，现在的女孩子我不了解她们，就拿我们班上那三个女同学来说，我和她们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生活、环境、经历都不一样，思想感觉也不一样，这个差距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