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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从打碎传统文化开始，也打碎了人们心中的价值体系，柏杨先生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说，柏杨的到来是“适时出现”，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速了这个打碎的进程。而假如柏杨迟到的话，相信对于彼此，那样的错过，是无法用“遗憾”这个词汇可以表达的。
旧的东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蓦然处于浮游状态，面对着骤然开阔的世界，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开始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价，不知向何处去。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与延续
还是要强调这句话，迄今为止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十年，对于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有多么的重要。
这个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高度浓缩着心灵的痛苦与挣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从没有面对过如此猛烈的撕裂与阵痛。
将柏杨先生纳入到八十年代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离开了这个年代，在中国大陆，柏杨将不再是柏杨。
因为八十年代的本质，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
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务，不仅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完成，其实我们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将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续。这个延续实际上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开始，曾经被长时间地中断过，能够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这个八十年代，并且一度达到过高潮。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若干年来，却被学术界如此长久地忽略着。
与“五四”时代相比，八十年代与其共同之处，就是逐步开始秉承其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处就是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出现鲁迅那样的领袖级人物，仅仅出现了号角式的人物，柏杨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柏杨却是整个八十年代惟一能够与“五四”时代的鲁迅遥遥相对的人物。与鲁迅相比，继其“染缸文化”之后，柏杨提出了“酱缸文化”；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的观点更直截了当：丑陋的中国人！
不同的时代，两位人文大师，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人，你怎么了？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时是毫无障碍的，他们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那是旧的中国人。刚刚从“文革”荒漠中走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化内涵。
但是柏杨的到来，在“八十年代人”当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柏杨的指责，不仅直接指向了当代国人，显然也指向了他们。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柏杨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这时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在当时是年轻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们当中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全部是从文化的荒漠中走来，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得如饥似渴。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接纳。在社会大环境全面反思的影响下，他们一反过去的盲从，逐步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会全面地接纳尼采，而后又分析地看尼采。这样的几年大学教育之后，他们开始迥异于上一代人，同时又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代人。
准确地说，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素养，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很容易地，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一群年轻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柏杨到来的时候，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但是依旧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
柏杨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振聋发聩，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他们所曾经引以为荣的，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在柏杨这里，仅仅因为一本薄书，一切就都动摇了。
《丑陋的中国人》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无不哀伤愤懑，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然而主流观点将之归结为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不坚炮不利相联系，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相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和这个民族的兴衰有关系。
同样，他们也很难体会到鲁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鲁迅说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缸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别人的事。
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
但是，“酱缸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自己永远是对的，很干脆地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
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
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的思考角度，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
就这样，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他们遭遇了柏杨，记住了他的警告。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人还没有发言权，始终是时代的脚步影响着他们，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终究有一天，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
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个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
三、以尊严为核心，中国人文精神的建立
“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
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杨自己，也没有能够给出答案。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当时有读者问，既然中国人丑陋，那么应该怎么办？
柏杨也不知道。
柏杨得到这个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后，这就是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二○○三年的中国大陆，这本书被称做《丑陋的中国人》的姐妹篇。
而历经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陆，在历经了十年的阵痛后，在“打碎”的二十年后，尊严，也逐渐地成为媒体上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就是，假如柏杨当年能够给出答案的话，那么会怎样？
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实则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确还不知尊严为何物。
当时听说美国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前，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那时也不存在隐私意识，公开询问对方的收入是很常见的，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很有可能会被看做怪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被奉为万物之灵，但是在现实生存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追求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因为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不是个人，而是群体。个人权利的空间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
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
“物欲”似乎是这个年代的核心词汇。
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
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提供怎样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崭露头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精英阶层”。
柏杨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下的深刻影响还在，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主流，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
同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相似，中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
“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
由此，“尊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
四、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