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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斐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年)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