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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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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
  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
  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
  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
  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
  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
  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
  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尾声 掘坟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康有为离开法源寺后七个月,在梁启超带头为他庆祝七十大寿后二十三天,死于青岛。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死后两个月,张作霖绞死李大钊、李十力等共产党员二十一人于北京。其中李十力移柩法源寺。他临上绞架前抬头望天,含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康先生,虽然绞刑使血流不出来,我也算先流了我们的血。”消息传出,大家不知“康先生”何所指。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孙殿英为了盗墓,掘了西大后坟于北京。事后蒋介石扬言要查办,但是,当蒋介石的新婚夫人宋美龄收了赃品,并把西太后凤冠上的珠子装在自己鞋上的时候,查办之说,也就不了了之了。
  ……(略——编者)
  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沧的仁立着。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多少悲怆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连、血证与碑痕。虽然,从悯忠台残留的石础上,知道你也不在静止,也在衰亡。你的仁立,也因你曾倾倒。但是,比起短暂的人生来,你是长远的、永恒的。你带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只有从你的“法海真源”里,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血海真源”。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配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仁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仁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台北。
  我写《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
  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X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
  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一九七六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一九七九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维林渥(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大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三十六年?)。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例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中,我另做处理),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住的是法华寺。但我为了强调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
  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实上,是我根据一九00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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