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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生学业已接近尾声，不想再读博士了。
回到学校后继续上课，在课余和假期又参与了张彬的几个项目，他的循规蹈矩有时让我厌烦，但除此之外，他为人随和，且实践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他从事的专业距我的追求最近。
由于以上原因，毕业时我考取了张彬的研究生。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张彬坚决反对我把球状闪电作为硕士论文的课题。在别的事情上他都很随和，包括容忍像赵雨这样的懒学生，但在这件事上却毫不通融。
“年轻人不应热衷与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说。
“球状闪电是科学界公认的客观存在，怎么是的呢？”
“我还是那句话：连国际标准和国家规程都不考虑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你在读本科时用学习基础科学的方法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宽而浅，读研究生时可不能这样。”
“可张老师，大气物理学基本上已经是一门基础学科了，除了工程学意义外，它还肩负着认识世界的任务。”
“但在我国，为经济建设服务是首要的。”
“就算如此，如果黄岛油库的防雷措施中考虑了球状闪电，1989年的那场灾难也修就能避免。”
“1989年黄岛大火的成因知识一种猜测，球状闪电的研究本身，猜测的成分更多。你今后做学问时一定要避免这种有害因素。”
……
在这个话题上我们谈不下去，我是准备把一生都献给那个追求的，所以三年的研究生做什么题目倒也不是很重要。我于是顺从了张彬的意见，搞了一个计算机中心防雷系统的项目。
两年后，研究生的学业顺利而平淡地结束了。
平心而论，这两年我从张彬那里还是学到不少东西，他在技术上的严谨、熟练的实验技能和丰富的工程经验都使我获益非浅。但我所需要的核心的东西从他那里是得不到的，这我三年前就知道。
我对张彬的个人生活也有了不多的了解：他妻子早年去世，没有孩子，多年来一直一个人生活，平时社会交往也很少。这种单调的生活与我倒有些类似之处，但我觉得，过这种生活的前提是要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追求，用爸爸的话说叫“迷上什么东西”，用六年前图书馆中那个漂亮女孩的话说叫“有目的”。张彬既没迷上什么东西也没什么目的，他科班地从事着那些索然无味的应用研究项目，只把它们当作工作而非乐趣，也以同样刻板的态度看待名利之类的东西。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生活更像是一种折磨了，由此我对他生出了些许同情。
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去探索那个谜，相反，过去六年所学的一切，只是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在它面前的软弱无力。在开始时，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物理学上，但后来发现，整个物理学就像是一个大谜，走到它的尽头，连整个世界是否存在都成了问题。而假如承认球状闪电并非一种超自然现象，那么理解它所设计到的物理学层次应该是较低的：在电磁学上有麦克斯韦方程，在流体力学上有斯托克斯方程就可以了（后来才知道，当初我的想法是何等的浅薄和幼稚）。但同球状闪电相比，电磁学和流体力学中目前所有的已知结构都是很简单的，如果球状闪电在遵守电磁学和流体力学基本定律的情况下，形成这种自稳定自平衡的复杂结构，那它的数学描述一定是极其复杂的。就像黑白两子和见解的规则构成世界上最复杂的围棋一样。
所以现在我认为我所需要的，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还是数学。要解开球状闪电之谜，复杂的数学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但各种数学工具如脱缰的野马般难以掌握，尽管张彬认为我的数学能力已远远超出了研究大气物理学的常规需要，可我知道离研究球状闪电还差得远。一接触到复杂的电磁和流体结构，数学描述就变得面目狰狞起来，怪异的偏微分方程像一道道绞索，烦琐的矩阵如插满利刃的陷阱。
我知道在真正的探索开始之前，自己还有太多要学的，我不能立刻离开大学这个环境，所以我决定读博士。
我的博士导师名叫高波，牌子很硬，是麻省理工的博士。他与张彬正好是两个极端。这人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那个外号：火球。后来知道这外号与球状闪电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源于他那活跃的思维和有活力的性格。当我提出把球状闪电作为博士课题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倒是我反而心生顾虑：因为这项研究在实验上要求有大型雷电模拟装置，这种装置国内只有一套，当然也论不到我用，但高效不以为然。
“听着，你需要的只是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你要做的就是构筑出一个球状闪电的数学模型，这应该是一个自洽的模型，在理论上要有独创性，在数学上要完美精致，在计算机上要玩得转，你就当自己在做一个理论艺术品。”
我不由得说出自己的担心：“一个完全甩开实验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能被接受吗？”
高波一摆手说：“黑洞能被接受吗？在至今没有其存在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你看看天体物理学界已把它的理论发展到何等地步，有多少人靠它吃饭？球状闪电至少是确实存在的！不要怕，如果达到我上面的要求，论文还通不过，我辞职，与你一起从这个大学滚蛋！”
比起张彬，我觉得他在另一个极端上又走得太远了——我追求的不是理论艺术品——不过，做高波的学生确实让我感到愉快。
我决定在开学前的假期里回家乡一次，看看一直帮助我的老邻居门，我意识到以后可能很少有机会回去了。
火车到达泰安站时，我心中一动，想起了张彬所说的有大气物理学工作者在玉皇顶目击球状闪电的话，于是中途在这里下了车，去登泰山。
林云之一
我坐汽车到中天门，本想坐索道上山顶，但看到那长长的一排队伍，就徒步向上登去。这是山上雾很浓，两边的丛林都呈现一片模糊的黑影，向上延伸一小段距离就消失在白雾中。在近处，过去各个时代的石刻不断地显现又隐去。
自从随张彬到过云南之后，每当置身于大自然中，我总是有一种挫败感。看着这活生生的自然界，以令人难以想象的复杂和变幻显示着它的神秘，但很难想象它能被人类那几道纤细的方程式束缚住。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爱因斯坦晚年的一句话：“窗外的每一片树叶，都使人类的科学显得那么幼稚无力。”
但这种挫败感很快被身体的疲劳所代替，看着前面在雾中不断延伸的石阶，南天门似乎远在大气层之上。
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她。她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与周围其他人的对比。在路上，不断地看到有一对对的情侣，都是女的筋疲力尽地坐在石阶上，男的则喘着气站在边上试图劝女伴继续走。每当我超过一个人，或偶尔有人超过我，都能听到对方急促的喘息声。我尽力跟着一个挑夫，他那古铜色的宽阔后背给了我继续攀登的力量。这时一个白色的身影轻盈地超过了我和挑夫，这姑娘穿着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白色的牛仔裤，像一道浓缩的白雾。在这缓缓移动的人流中，她的攀登速度快得引人注目。她的脚步轻快跳跃，没有一点沉重感，当她经过我身边时，也没有听到喘息声。她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我，是看那个挑夫，她的表情宁静，看不出一丝疲劳感，苗条的身体似乎没有重量一般，在这累人的山路上攀登，对她来说如同在林荫道上悠闲地散步一样。时间不长，她的身影就消失在白雾中。
当我终于到达南天门时，看到这里已高出云海之上，太阳正从西边落下去，把云海染红了一大片。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玉皇顶气象站，站里的人得知我的身份和来历时似乎觉得很平常，在这个著名的气象站中，不断地有来此搞各种观测的大气科学工作者。他们告诉我站长有事下山了，就把我介绍给副站长，见面时我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副站长竟是赵雨。
从我们那次云南之行到现在，已有三年多。当问到他怎么会到这个奇怪的地方来时，赵雨说：“我来这儿是图清净，下面的世界太他妈的麻烦了！”
“那你还不如到岱庙去当道士。”
“那地方现在也不清净，你呢？还在追逐那个幽灵？”
我把来意向他说明。
他摇摇头说：“1962年，太早了，到现在站里已经换了好几茬人，怕没人知道这事了。”
我说：“无所谓，我想了解这事儿，是因为它是国内第一起大气物理学工作者目击球状闪电的案例。其实这也没太大的意义，我上山也是为了散散心，说不定还能遇到一场雷雨，除了武当的金顶，这儿是观雷最好的地方了。”
“谁吃饱了撑的观雷！我看你真是走火入魔了！在这儿，雷雨天可是避之不及，不过你要真想看，多住几天，说不定能遇上。”
赵雨把我领到他的宿舍中，这时已到吃饭时间，他打电话让食堂的人拿来了不少吃的，有又薄又脆的泰山煎饼，酒杯那么粗的大葱，还有一瓶泰山大曲。
赵雨对送东西来的老炊事员道谢，当那老头转身要走，赵雨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他：“王师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站上来的？”
“我可是1960年就在这食堂干了，那时是困难时期，那时可还没有你呢，赵站长。”
赵雨和我惊喜地相视而笑。
我急切地问：“那您见过球状闪电吗？”
“你是说……滚地雷吧？”
“对！民间是这么叫！”
“当然见过，这四十年，见过三四次呢！”
赵雨又拿出了一个杯子，我们热情地请老王入座，我边给他倒酒边问：1962年的哪次记得吗？“
“你别说，还就那次记得清，那次伤了人嘛！”
老王开始讲述：“那是在7月底，好象是下午7点多，本来那个时节的那个时候天还大亮着，但那天云那个厚啊，不点灯什么也看不清。雨下得跟泼水似的，人站在雨里能给你闷死！雷一个接一个，中间都没空挡的……”
“那可能是锋面过境时的雷暴天气。”赵雨向我补充道。
“我听到一声炸雷，打雷前的那道闪电真亮，我在屋里眼睛都给照花了。这时就听见外面喊有人受伤了，就跑出去救那受伤的人。当时站里来了四个人在这儿搞科学研测，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人让雷给击伤了。我从大雨里把那人拖进屋里，那人的腿上冒着烟，雨水一浇吱吱响，但神志还清楚。就在这时那滚地雷进来了，是从西窗进来的，当时那窗可是关着的！那东西有……有这张煎饼大小吧，血红血红的，把整屋子照得都是红光。它就在屋里飘，就像那么快……”他一只手把酒杯举在半空比划着，“飘啊飘的，我当时就像见了鬼，吓得说不出话来，倒是人家那几个搞科学的不慌，，让我们不要碰那玩意。那东西飘了一会儿，高的时候到了屋顶上，低的时候从床上划过去，好在没碰着人，最后就钻进了烟囱口，刚钻进去就轰的一声炸了。这么多年在这山顶上我什么样的雷没听过，可到现在还真不记得再有那么响的声音，震得我耳朵好几天嗡嗡的，左耳朵落下了毛病，现在都耳背。当时屋里的油灯给震灭了，玻璃灯罩和暖壶胆都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