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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明军用各式火炮猛烈轰击，发射火箭进行火攻，步兵则持火铳刺刀轮番冲杀，最终以伤亡千人的代价攻破满城。整个满城断壁残垣，几被夷为平民；城内尸体枕籍，满人几无生者。
杭州满城战斗结束，意味着大江以南的成建制清军全部被歼灭。剩下个别州县，不须攻打，或主动归降，或传檄可定。
“半壁江山啊！”朱永兴心中慨叹，这是用无数鲜血和人命夺取的，代价是高昂的，可也是值得的，暴虐统治被摧毁，野蛮、愚昧被扫除，还民众一个明朗的天空，一个安乐的生活。而自己的路，还远着呢，却不是下面这些人所能理解的。
“扫除妖氛，江南已定，恭贺殿下成就不世之功。”
“殿下英明神武，建大明中兴第一功。”
“为大明贺，为圣上贺，为殿下贺。”
……………
祭拜孝陵，既然要作为一个政治宣言，朱永兴自然邀请了很多名人士绅前来观礼。时间还有些日子，已经有不少人前来，朱永兴便少不得要召见宣慰，以示其礼贤下士，不负仁厚之名。
其实呢，朱永兴并不喜欢这些人，在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却还能义形于色地痛斥“奸臣”以显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
比如钱谦益便在座，本来是心情激动地受到邀请，却饱受旁人的白眼。这让朱永兴想到了被东林党及民间戏曲斥骂为“大奸臣”的马士英，以及东林党人颠倒黑白的能力。
马士英在弘光朝是否是大奸大恶之人且不必说，但他就算在唐、鲁两政权中成了过街老鼠，也并没有因此就转降满清，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像。历史文件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浙东兵败后，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最后被俘就义。单说这气节，也实属难能可贵。
马士英之死明明没有疑问，东林党人也承认是“事具国史”，却偏偏加一段“野史”，故意写马士英被俘后，大铖、国安父子投降，暗示马士英也同时投降了，随后清廷发现马士英、阮大铖、国安父子有通敌文书，于是才将已经投降的马士英等人杀害。
就象弘光朝覆灭时，大臣殉难的有高卓、张捷、杨维桓等，其中张捷、杨维桓因为是东林党人口中所谓逆党分子，便被那些欣然做顺民的东林党人编造谎言加以诬篾。尤其杨维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节，但是他和马士英一样，在阖家死难殉国后竟然被人造谣说是杀妾潜逃，而遭乱兵殴打致死。
马士英再不济，也比那些活着骂他的东林党人爷们儿。人家逃，人家跑，人家跟清廷对着干，实在逼急了去当和尚，可就是不投降。
东林党虽然在名义上不存在了，但流毒太深，不挂招牌的“东林党人”又何其多也！
自以为站在道德的高点，只长了一张骂人造谣污篾的嘴，却无半点实用之才；带着偏狭的党见，只为反对而反对，只会扯皮争执，根本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便是朱永兴对东林、复社党人的评价。但这些人却又多是身负人望之辈，处置起来不得不慎重而行。
“大江以南虽已光复，然鞑虏仍踞北方，中兴大业未竟全功，诸位贤达仍需为国家，为朝廷多多出力啊！”朱永兴面带笑意，和蔼地说道：“说孤英明神武，那是过誉了。能有今日之功，全仗军民官绅精诚团结，万众一心。所谓的党见，所谓的意气之争，实是误国害民，不可取也！”说完，他转向特意从湘南请来的王夫之，说道：“姜斋先生，当以为如何？”
“殿下之言一语中的。”王夫之拱手说道：“本朝自嘉靖以降，便是党争不断，国家实力，皆耗于此；忠直干臣、御敌能将，往往陷于党同伐异之中，或杀或囚或逐。及至鞑虏占据半壁江山，弘光朝时依然沿袭弊政，终致回天无力，徒呼奈何！若不是殿下……”
王夫之事业和理想，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就是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明朝灭亡后，在家乡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誓不剃发，不容于清朝当局，辗转流徒，四处隐藏，最后隐居石船山，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
对王夫之，朱永兴是敬佩而尊重的，在南京特意为他安排了寓所，安排了下人他衣食无忧，可以专心著书。
原因很简单，他对王夫之的学说相当欣赏和赞同。一，王夫之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二，王夫之主张“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在朱永兴看来已经是具有启蒙精神的“虚君立宪”的思想；三，王夫之说过：“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虽然是表达其对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但却可为朱永兴所用。
晚明以来，思想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对理学的批判，但朱永兴觉得还远远不够。他要聚拢起一批文人，掀起一个实学的**，从而消除空谈误国的理论基础。
梧州的方以智，船山的王夫之，还有顾炎武、黄宗羲等，甚至是钱谦益，虽然他们有性格或学术上的缺陷，但依然是朱永兴拢络的目标，依然是可用之才。
王夫之说完，朱永兴笑着谦逊了两句，又转向钱谦益说道：“人皆言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先生史学之能的推崇。人固有暇，然能痛改之，善莫大焉。先生奔走抗清，必能取得谅解，些许微言，倒也不必放在心上。”
“有殿下此言，老朽，老朽便是立死，亦无憾矣！”钱谦益涕泪横流，有朱永兴当众为其正名，纵是还有旁人白眼，也足以含笑九泉了。
钱谦益的“阿附阉党”与“投降仕清”，就个人的品节情操而言，确属“大节有亏”之污点，受到谴责和非议，确无可辩白。但远未达到“不足齿于人类”的地步，何况他降清不久，又真诚地投入反清复明的行列，已取得南明诸王及很多明遗民的谅解。
但朱永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顺势带出话题，“黄梨州仍将钱先生引为知己，且肯定先生四海宗盟数十年的学术地位；顾亭林不愿列名于门生，却也肯定先生是‘文章宗主’。这样很好，看到可取之处，并不因某种缘故而选择性无视，或是因人废言，就是要以这种客观的态度对人对事。不管他是谁，是不是与你有过节，只要他说的有道理，那便赞同；反之，即便是亲朋好友，说得不对，也不要违心附和。”
因人废言，因党废政，正是东林党人最可恨之处。不管制定的政策是好是坏，只看出台政策的人，是自己人便附和拥护，是外人便下绊设障，总要加以破坏。
众人揣摩着朱永兴话中的深意，都暗暗记在心中。这些名人和士绅，就算自己不出仕，门人子弟却正殷殷期盼，岷殿下的好恶，岂能不打听清楚？
“再说说这江南，财赋之地。”朱永兴环顾了下四周，声音略微提高了一些，说道：“清廷不惜派驻大军，与我军倾力争夺，便是以这漕粮、白粮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是以在江南聚敛搜刮，以致民众不堪其苦。以苏州府为例，一府七县耕地只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一，而税粮额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r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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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五章 商税；劝进（）
明代初、中期以后，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变得举足轻重，清承明制，在经济上对江南地区的信赖，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现在的南明政府，对于江南的财赋却并不是那么迫切。银钱，有海贸出口；粮食，有湄河两省及老光复区的供应。大江以南尽皆收复，瓷器、茶叶、丝绸、棉纺等海贸物资便更加丰富，数量更大，创利更丰。
所以，朱永兴要改弦更张，并不以过重的税粮来支撑国战，而是减赋以抒养民力，还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工商税收来弥补。
这样做的初衷是好的，但朱永兴也有担心之处。首先是减赋，对于江南的大小地主来说，他们会相应酌减实惠落到普通百姓头上吗？再就是工商税。在打通出海口，开展商贸后，朱永兴便开始实施新的商税政策，完全摒弃了明朝原来的三十分之一的标准。
其实呢，商税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不少，但却少了运输、销售中的随意盘剥和压榨。而这种情况，却是明朝中后期最为常见的事情。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商人托庇于官僚，这孝敬、分润岂不比现在要缴纳的商税更多？
国家都快亡了，某些“正人君子”还在那里嚷嚷“减税，减税”，只要制定的政策稍微触动了他们的利益，都换来他们象疯狗一样谩骂。减税要是百姓受益也好，可却都进了他们的腰包。现在呢，商税提高了，却少了很多蝇营苟苟，商人的实际负担也不算重，税收更是都入了国库。
果然，说到商税，在座的很多人脸色有了变化，有的在思索盘算，有的张嘴似乎想辩解一二。
“别的不说，便是在座诸公，在鞑虏统治之下，这商税或许未增，但路卡盘剥、官员敲诈的事情还少了？”朱永兴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一股威压的气势随着凌厉的眼神开始散发，“可在孤治下，胆敢贪腐的官员，绝不宽恕。高皇帝剥皮揎草或过于酷烈，然流放抄家，斩首示众，孤就无此铁腕惩腐治贪吗？”
仁厚之后亦有雷霆手段啊！众人细细思之，都是心中了然。若只是宽仁，岷殿下如何走到今天这步？那些军将又如何肯投靠效忠？光复江南，那些清朝官员，劫掠的溃兵，那可是杀得人头滚滚，绝不宽贷啊！
今天这番话，朱永兴相信很快便会流传开去，再说还有邸报刊发自己的言论。而且这也只是个预防针那些士绅商人有个心理准备。一旦地方官员到任，开始实施新的政治、经济政策，他是不会有所牵就的。他就不相信了，嘴皮子能干过枪杆子。
清廷打压士绅，他也要打压。但他不会用文字狱，而是有着名正言顺的理由。比如那些家中有直系亲属仕清的，便可降革；有犯罪事实，亦可抄家问罪。既然满清能以强势的国家机器使江南士绅阶层噤若寒蝉，朱永兴也不会只一个仁厚的虚名便对他们客气。
在明朝，缙绅集团走向腐朽的同时完成了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转变。这个集团在最高层影响皇权，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搜刮民脂民膏——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儒家道德。
“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少数人的英勇义烈也无法掩盖缙绅集团的整体表现。而朝廷给予缙绅的优厚待遇和特权，并没有使他们感恩戴德，忠心为国。反而变本加厉，拖赖并少纳赋粮、脱避差徭是司空见惯；大肆兼并﹑侵占他人土地﹐接纳投献投靠﹐收受他人诡寄田粮、差役﹐包揽拖欠税赋亦是平常；更有缙绅凭借威势﹐横行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