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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庙”在苏州一带确是流传已久的习俗。当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来自殷实之家、中产阶级的读书人成为一股的社会监察力量，当官府有不法之事不当之举，士子们每每聚集文庙，作《卷堂文》，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后，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在明朝，人多势众的“哭庙”申告往往能令官府不敢小视而采纳。
但现在奏章中所说到了哭庙却不是那么简单，历史上它与“通海案”、“江南奏销案”，合称“江南三大案”。清廷借此兴起大狱，沉重打击了江南地区汉族地主和士绅的势力。
清顺治十八年，顺治驾崩，哀诏于二月一日下达吴县，府衙设灵举哀痛哭三日。就是在此时，苏州吴县发生了“抗粮哭庙”案。本来是吴县诸生为声讨吴县县令的贪酷而组织的一次地方性请愿活动，只是到文庙中的先圣牌位面前痛哭流涕，发泄自己的怨恨与牢骚。但清廷却认为秀才们的举动被认为是触犯了顺治帝的灵位，犯下了大不敬之罪。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大批诸生因此被捕，被“拟不分首从斩决”。
康熙听完索额图的解释，倒也没表示出什么，毕竟年幼，还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是人云亦云，听辅政大臣们的意见。
接下来索额图又说了推迟爱星阿领京师禁旅南下的奏章，这却是鳌拜的意思，苏克萨哈有些不满地看了鳌拜一眼，却终于忍下气去。
奏议完毕，康熙又开口问道：“索额图，你父亲的病怎样了？”
听见皇帝问他父亲的病情，索额图忙跪下磕头回道：“托主子洪福，今早看来痰喘好了些。”
“嗯，回去替朕问候他。”
“谢主子恩。”索额图忙叩头回奏。
鳌拜见康熙没有话说，便说：“皇上如无圣谕，容奴才等告退。”
康熙有些奇怪地看了鳌拜一眼，对他今天屡次打断自己也有些不高兴，停顿了半晌，起身面带不悦地离开。
康熙等人一走，殿堂里一片死寂，鳌拜满乎地站起来，笑着说：“别跪了，退朝了，咱们回去罢！”
…………
第一百三十章 无题（）
爱星阿，舒穆氏，满洲正黄旗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在顺治十七年九月间，顺治曾经派学士麻勒吉、石图前往云南考察战事，核实吴三桂的呈奏。两人返回报告后，顺治与议政王贝勒、大臣们进行了商议，决定授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禁旅八旗往征云南，与吴三桂“相机征讨”。
当时，顺治还是比较信任吴三桂的，指授爱星阿等到了云南后，凡事要“会议而行”。如与三桂一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
只是形势变化得太快，爱星阿和禁旅八旗刚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顺治便一命呜呼了。皇上驾崩，人臣之礼不可废，爱星阿便只能待丧事办完方能启程。但滇省战局急转直下，吴三桂率军先退出昆明，再退出曲靖，之后直接退入黔省，滇省全境为明军所占领。
当然，吴三桂已经编好了措辞，在奏章中承认自己的失误，并请求处分，但主要责任却推给了死鬼张勇。而且吴三桂在奏章中极尽悲痛，言说已赶来京师，要哭拜顺治。
可还没等清廷做出决定，短短几日内吴三桂又来了奏折，言说水西叛乱已经蔓延猖狂，迁延时日便会势大难制。黔省安危，抵挡滇省明军，他只能先“亲率大军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断滇省伪明内外夹攻之念”。奏章一到，京师的吴应熊便开始活动，重贿四位辅政大臣，为其父说项。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便知道吴三桂说的多半是假话，其对清廷的忠诚已经大打折扣，四位辅政大臣也认为此时不可逼迫。应以安抚为上。吴三桂虽然不卖力，或者与伪明有所勾连，但到底还没有真正反叛。正因如此。明军才未能长驱直进，还是只能踞于一隅之地。
从忠诚到摇摆。吴三桂的变化令清廷恼怒，但到底还属于可争取、利用的，清廷还没傻到把吴三桂硬逼到明军一边。安抚归安抚，提防却是不可或缺。因此，在这种不太确定的形势下，原定的爱星阿和禁旅八旗南下便被推迟，清廷要重新商议。重新选择投入兵力的最佳方向和地点。
同时，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还需要不断统治政策，收服人心，稳定秩序。连年的战争。已经使清廷的财政不堪重负；南明势力的再度兴起，又使清廷意识到要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适当放宽政策，与南明争取民心也非常。
于是，清廷出现了两种观点。两派人物。一派认为在经济上应实行轻徭薄赋、更名田（即被清廷免价给予佃户耕种的明代藩王庄田），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注意整顿吏治，有步骤地打击江南汉族地主士绅阶级，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以休养国力、民力。
另一派则认为放宽经济政策会导致军备缺乏。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无异于养虎为患。目前应该加大税赋，积聚起能够以泰山压顶之势展开军事行动的优势兵力，一举解决西南的南明势力，消灭大陆上公开以恢复明朝为旗帜的武装抗清运动后，才能休养国力，加恩于民。
……………
哭庙案吗？朱永兴沉吟半晌，无奈地叹了口气，把这份情报放到了一旁。情报局的触角延伸得越来越广，各地有关的、无关的事情都往上报。不管是否，朱永兴都要求情报局编撰整理，交上来供他过目。有些事情别人未必会看出什么，但朱永兴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能力从中挖掘出价值。
比如这份关于苏州吴县哭庙的事情，情报局便不以为意，而朱永兴隐约知道一些，却感到无能为力。
说实话，朱永兴对汉族地主士绅的印象并不好。那些舍家为国的已经被清军杀得所剩无几，生存下来的还有几分热血？仗义每多屠狗辈，越有钱越反动，嗯，这话说得有些极端，但也未尝没有道理。
因为有家有业，地主士绅更多的是为自己的身家考虑，比平头百姓更容易改变倾向。当年，洪承畴的宣传和安抚便相当有效果，大批原本倾向明廷的缙绅都现改持中立，作出一副避世的姿态：既不鞑子，也不抗清武装。而他们的子侄则开始参加清廷的科举，为“学而优则仕”而努力，至于是满清的朝廷，还是明朝的，似乎并不。
虽然印象不好，可朱永兴如果力所能及，依然会出手帮助。毕竟江南的士绅还不象北方士人那样甘心情愿地服从满清的统治，争夺士绅阶层也是易成、张维翰为朱永兴的上位所筹划的事情。
但现在恰恰是鞭长莫及。西南明军刚刚展开了两翼，广西、四川牵扯了明军的精力；南海舰队正在准备打击广东清军水师，从而通过海上威胁陆地，牵制广东清军，配合广西战区行动；京师的情报也不断传来，朱永兴等人密切着清廷的举动，说不定便要有一场计划外的大战，保持一定的机动力量也很必要……
当然，清廷大举用兵西南估计要等到九、十月份，因为吴三桂在奏章中说到“俟霜降瘴气消失，再大举进兵入滇，胜之可期也”。
嗯，还有五六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吴三桂也需要时间在贵州排除异己，巩固势力。对于这一点，两家倒是不谋而合。
朱永兴冷笑一声，把看过的情报汇总收起叠好，思索了一阵，提起笔来，给广西战区的指挥部写信。
思明州一战，燧发枪加刺刀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但由此也引起了前线部队军官对军队编制的一些不同意见。
其中，主要便是长矛兵的保留和裁撤。在前线军官看来，用炮车作掩护，再加上燧发枪在射速、射程上的提高，长矛兵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全军都装备上燧发枪和刺刀，不仅战力能够提高，而且即便没有炮车。用刺刀和密集攒射，也能够抵挡骑兵的冲锋。
对此，朱永兴也不十分确定。毕竟这一战中清军并未使用骑兵冲锋，只不过是一次不大的胜利。前线军官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免有些轻率，有些急于求成。
尽管朱永兴不遗余力地加强明军的武器装备，但也知道就目前而言，武器致胜论是靠不住的。训练、组织、纪律、士气等方面，依然是至关的因素。
“……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长矛兵是否有价值，还有些为时过早。与其向士兵灌输并不确定的理论，倒不如向他们解释清楚道理更为自然。应当告诉他们。勇敢的骑兵是能够冲破方阵的，勇敢的步兵也是能够击退骑兵的冲锋的。”
停顿了一下，朱永兴写道：“因为胜利并不决定于某个兵种一定比别的兵种更优越，而是取决于千百种不同的情况。告诉他们部队的勇敢。长官的机智，适时的机动，枪炮火力的效应，雨水，甚至污泥。这一切因素，既可能导致胜利，也可能造成失败；但是，一般说来，勇敢的人。不管他是步兵还是骑兵，总是能够打败胆小鬼的。”
近代的骑兵和刺刀营方阵，都是依靠整齐的密集队列形成的集群，来维持进攻/防御中群体的团结性。所以在对撞中，往往直接体现于双方队形谁先瓦解。而瓦解的原因可能包含了纪律、士气、环境、指挥等各种要素。
因此，当朱永兴并不确定淘汰长矛兵时，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军官们，把对武器装备的迷信扼杀于萌芽之中，便是必要的。
写完了信，朱永兴叫来书记官他将信中的一些抄写后送往讲武堂。这样既可以对正在学习的军官有所启示，又能够让他们开动脑筋，仔细研究探讨军队中兵种配备的问题。
算算时间，广西战区的消息快传来了，估计是关于南宁战事的。朱永兴预计是好消息，因为他相信明军的攻坚能力，而且明军的兵力优势很大。当然，如果攻打南宁遇到了意外情况而迁延时日的话，广东尚可喜急速增援，那变数就大了。
只是，对于这个时代的通讯速度，朱永兴实在是感到无奈。南海舰队应该如期展开策应行动了，攻打防城港，并相机攻袭廉州今北海，但具体消息却并没有传过来。
…………………
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中点缀着稀疏的云朵，如果有闲情逸志的话，躺在树荫下辨别云朵的形状，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此时的广西提督马雄却无心欣赏，虽然在树荫下，但身上的伤口被汗水浸得生疼，周围还有伤兵的呻吟，更令他心绪烦乱。
野战败了就败了，一来他没有尽全力，二来损失也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但坚守南宁以等援军的设想也化成了泡影，而且时间之快令他现在想来依然心有余悸。
作为老军伍，马雄自认在守城的布置上没有什么疏漏。七千对两万，如果是倚坚城而守，数量对比也不算悬殊。明军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术。当然，马雄没有上当，他要在南宁城下挫败敌人，使敌人久攻力疲，再伺机反攻，或者在援军到来后里应外合。
但乐观的想法在第三天便化为乌有，明军的大炮没有轰开城池，但北面和南面的城墙却突然相继大面积崩塌。随着明军蜂拥入城，马雄知道大势已去，断然率领三千骑兵出城向东突围。也正是他的决断，才使得清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