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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历史上不同，由于郑氏在北方遭到了明军的压制，对于阮氏的攻击**变得十分强烈，更加希望从阮氏身上得到补偿。所以，郑根率军渡过灵江与南阮守将阮有镒对阵，双方数次交战，互有胜负。
所以，在顺元江（红河）而下的商船，在升龙故意散播大明岷世子战败，正被吴三桂大军团团围困于元江城的消息时。郑氏竟然因为主力不及撤回，而无法有什么异动。或者，郑氏也学乖了，不为流言所动，一定要做到不见兔子不撒鹰。
媚眼使给瞎子看，郑氏的不解风情。令在元江城苦等的朱永兴感到无奈，只好暂时收起修改和约的心思。
当然，朱永兴在元江城停留，也不是光等着安南郑氏的消息。吴三桂率军停驻石屏，也是需要重新布置，加以应对的。
虽然元江城中的民众开始纷纷返回。但城外的壕沟并没有被填平，而是作为城防工事被保留下来。同时，那嵩还从土兵中挑选了很多熟习水性的，再加上朱永兴拔给的船只水手和部分炮兵，元江水师便被保留下来，成为屏护元江城的一支有力部队。
明军在这十余天里也休整完毕，由于大量土兵的加入和编制，以及部分被俘的清兵和辅兵的补充，再有那嵩的全力支持。兵力数量猛增至五万。这与以前是不同的，以前土兵是助战，人身和家庭还依附于土司。但经过朱永兴的利益交换，以及明军大胜的影响，各家土司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不得不把入伍的土兵及家属转为自由民，归由朱永兴派出的官员进行安置和管理。
这样一来。土兵便成了明军中的一分子，真正的战士。而他们的家属也摆脱了类似农奴的地位。在滇南的原沐家勋庄，或是安南的土地上，安家立户，生活环境和条件一下子宽松起来。
那些输兵报馈的土司，当然也得到了朱永兴的回报。比如左星海和陶斗，出的人最多。便各得到了安南两个县的地盘，得到了两个安南都统使的头衔。
而那嵩，经过此战过后，显然也看透了很多东西。他将元江的土兵尽皆付与明军，为小儿子那烈争到了一个参将的军职。在朱永兴手下聆教听命。元江知府一职依旧由其子那焘担任，那嵩则准备赶赴滇西永昌，要在那里建府，行使云南巡抚的职责。
平和的改土归流，数十万的治下土民，换来的是一个地方大员，一个世袭知府，一个参将，两个诰命。到底是赔，是赚？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就如同猛山克族的投效，郑家的襄助，都是把宝押在朱永兴的身上，押在明军会胜利的希望上。
投资有风险，但押对了宝，日后的飞黄腾达自然是跑不了的。那嵩就是那一种人，有些执拗和倔强，看准的事情就不含糊。这从历史上他的举旗抗清，便可见一斑。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也是个聪明人，看透了大势所趋。
“土卫参设”、“土流兼治”、“改土设流”、“改土归流”，这种循序渐进的政策，从明正统八年便开始实行。政府要最终达到的目的，傻子也能看得出来。而此次元江举义，已经与清军结下了生死怨仇，日后若没有明军的相助，元江岂能抵挡清军的反扑报复，那氏又岂能保住累世的财富？
有舍才有得，那嵩也算是深谙此道。而在安南得到的土地，在另一个方面来讲，也是为那氏预留的一条后路。
云南最有实力的土府被彻底收服，而且是不动刀兵，平稳过渡。尽管世袭知府使改土归流显得有点不彻底，但增加了通判作为制衡，朱永兴也很是高兴。毕竟，这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当然也知道，这并不全是此次胜利的关系，还有那氏长期被汉化的影响，以及目前大形势的因素。
但元江战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吴三桂率军驻扎石屏，对于元江来说，始终是个威胁。而现在出兵再战，他发现似乎力有未逮。
军队扩充之后，还需要整合训练；大战之后，火药等物资消耗严重，急需补充囤积。这最重要的两点，却还需要时间，才能够准备齐全。
既然吴三桂是在以势威胁，朱永兴和众将商议之后，也作出了以势相对的计策。其中，又分为明暗两条线。明的又分两线，一是派兵重回阿迷州（现开远），并向西攻掠蒙自，在当地土司的相助下，从东面远远地威胁石屏；二是派兵过江再占老武山、大竹箐，从西面迫近石屏城，并派出小股部队，在石屏州土兵的帮助下，对清军进行袭扰。
暗的也分为东西两线，目标则是那些在此次元江举义中态度暖昧，明军大胜后又前来示忠，或是在朱永兴授意下暂且隐忍、待命而动的土司。比如宁州禄昌贤。新兴王耀祖，习峨禄益、王扬祖，王弄（文山地）王朔，倘旬叶向阳、叶正昌，路南秦祖根，陆良资洪。弥勒昂复祖，维摩沈应麟、沈兆麟、王承祖、王义、王先任、王先伦等。
朱永兴除了温言抚慰外，又秘密地支援了些武器盔甲，并给各土司派出了明军教官，以训练各土司手下的土兵。这些土司在历史上亦曾参加过以沐神保为号召的抗清起义，只是形势的改变，使他们更早地汇聚在朱永兴旗下，有可能提前发动一场声势更壮阔的反清运动。
这些暗中准备，伺机而动的土司。在朱永兴看来，突然暴发的话会让清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如果得到明军的相助，并且统一指挥的话，杀伤力会更大。只是现在，似乎还不是最好的时机。所以，朱永兴才把他们作为暗势，一切的联络和准备。都是秘密进行。
作为能够就近指挥的元江小参部，则更名为滇南战区指挥部。又增添了叙国公马惟兴作为吴子圣的副手，以及总兵陈盛、许名臣、高应凤等将领，共辖兵两万五千。防区则向上游扩至腰街，下游延伸至元阳。
设立战区，是朱永兴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所对之敌。以及战情，所作出的军事调整。目前只有滇西战区和滇南战区两个，主要是为了就近指挥，快速应变，而不必事事请示。以致殆误战机。
遥控指挥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只有身处战场，才能得出直观、正确的判断。朱永兴不想犯这样的错误，所以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一些先知先觉，在战略上进行筹划，给将领们指出大致的行动方向。在滇西，他是这么做的；在滇南，他还是要遵循这个原则。
朱永兴与滇南战区指挥部的将领们进行了连日的研讨，基本上把各种可能面对的情况都进行了分析，并且与滇西友军进行了联络沟通，制定出了相应的方案。这时，已经是十二月份了，朱永兴这才率领最后一批军队，返回安南。
现在滇南的明军中，汉族士兵约占一半，摆夷族（傣族）超过三分之一，其他的则是彝、苗、僮、瑶等少数民族。在西南，特别是云南，组成这样比例的军队，并不奇怪。晋王李定国东征时，其所率部队，便“半为倮、瑶、佬…”。但当时各土司是出兵认饷，而现在则是具有真正军籍的士兵。
不管是什么民族，明军中都实行同样的待遇，军属也都有一样的优惠政策。这样做，士兵的积极性和精神面貌自是不同。
至于充当军饷的土地，朱永兴并不发愁。虽然安南郑氏谨小慎微，并没有轻举妄动，但要真的攻打，既然有当强盗的觉悟，那借口便是不缺的。只不过，朱永兴要实施久已谋划的广西攻略，便暂时放过了郑氏。而作为广西战事的前奏，并且牵制滇南清军，明军已经开始动手，进攻目标便是广南府（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广南府隶属滇省，又与广西接壤，东西横距五百多里，南北纵距约四百里，地域极广，却有百分之九十之上的山区、半山区。如果全部占领的话，则北可攻曲靖，威胁昆明；东可入广西，与将由七溪、谅山进兵广西的明军，合攻南宁。
镇守广南、罗平的清军总兵是抒城侯狄三品，是他擒了南明庆阳王冯双礼向清军投降，又获封侯爵。与其他各地的清军总兵差不多，狄三品兵不过四千，守卫的地区却过于广阔。
要知道，当时整个滇省只有六个分镇地方的总兵官。除了永昌地处前沿，兵力雄厚外，其他的总兵官兵力都不多。多则五千，少则三千，这样的兵力，维持地方尚可，要机动作战，便只能依靠剿抚四镇，以及昆明的大军。
庆阳王刘震，鲁国公祁三升，宜川伯高启隆，各率三千人马，分三路杀入广南府，趁守军分散，攻势猛烈，十天内连取马关、西畴、文山、麻栗坡、砚山五县，与西面的阿迷州联成了一片，使明军在滇南的战略纵深大大拓展。
在得到了曲靖府（曲靖）的剿抚右镇增援后，狄三品终于保住了所辖地区的北半部，但手下人马损失过半，暂时无力反攻。
朱永兴也没有一下子解决广南的想法。拓展战略纵深，支援滇南战区，并且牵制清军的机动兵力，这三个目的基本达到后，明军也停止了进攻。占的地盘越大，得到的人力、物力资源越多。但从短期看。也使能够机动作战的人马不断减少，这对广西攻略是不利的。
……………
滇西陷落，元江战败，滇省的形势急转直下，令清军感到惊慌失措。等到滇西明军破路而退，楚雄危机解除，清军将领们审视战局，发现在战略态势上已处不利。究竟是反攻，还是防守。反攻又该选择哪个方向，这些问题争论不休，具体行动也就难以进行。
满洲将领更倾向于反攻滇西，重新收复大理、永昌等重要城池，尽量挽回失败的影响；而吴三桂则坚持先攻滇南，一来是他的复仇心理，二来则是伪宗室在滇南，不能再任由伪宗室蛊惑人心。令其坐大。
而吴三桂的攻击计划更令满洲将领感到不满，一致加以反对。在吴三桂的计划中。楚雄至少应留两万兵马，以抵御滇西明军的进攻。而在满洲将领看来，依靠坚城，有一万兵马足矣。但吴三桂却以永昌杨坤、石屏吴国贵的例子，警诫满洲将领，明军的攻坚能力绝对不可低估。否则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楚雄留两万，昆明至少要留五千，那攻击滇南的兵力还有多少？满洲兵将有一万多，吴三桂的人马呢，石屏有一万五。楚雄有一万五，再加上剿抚四镇，嗯，现在只有两镇能被抽调出来，一共是将近五万。除去楚雄和昆明的守军，参与进攻滇南的便只剩下了三万多。
不够，吴三桂认为这三万多兵马还不足以击败滇南明军，并且杀入安南，犁庭扫穴，以竟全功。他在计划中还要抽调贵州、广西清军，至少要五六万大军，再加火炮若干，才有绝对胜算。
傻了，吴三桂被打傻了。满洲将领们看到这份作战计划，差不多都生出这样的想法。五六万大军，还要从外省调兵，这需要多少辅兵支应，需要耗费多少钱粮？你吴三桂不知道今年滇省的秋粮被明军的反攻弄得减少近半吗，供应目前的军队都时日不多了，还要再招来数万张吃饭的嘴？你不趁着还有粮草在手，尽快发动反攻，却要迁延时日，是何居心？
满洲将领们很生气，很疑惑。他们当然不知道元江之败对吴三桂的打击和影响有多大，辽西旧将的战死，近半部众被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