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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誉铭长出口气，说道：“我立即返回‘重庆’号。”
“五分钟后，我把具体的作战命令发给你。”
卓誉铭点了点头，向几名将领敬礼之后，转身离开了舰队作战指挥中心。
制订好具体的作战命令，牧浩洋让通信参谋发了出去。
大概十五分钟后，“重庆”号巡洋舰率先转向。冲在最前面的不是巡洋舰，而是执行前出侦察任务的“南宁”号驱逐舰。
炮击编队脱离之后，两艘航母与伴随的护卫舰、快速战斗支援舰也转向了。
此时，第二舰队里只有一艘攻击核潜艇，因为在进入印度洋之后，牧浩洋让周渝生安排三艘攻击核潜艇前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与龙目海峡，随后又派遣两艘攻击核潜艇前往孟加拉湾与阿拉伯海。
这个安排，也没什么大问题。
原因就是，舰队在全速航行的时候，攻击核潜艇也得全速航行，也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噪声，极易暴露行踪。
对潜艇来说，暴露了行踪，也就失去了价值。
更重要的是，在对付“赤城”号的时候，牧浩洋基本上不用考虑来自水下的威胁，因为日本的那些AIP潜艇根本跟不上“赤城”号，不可能伴随“赤城”号作战，也就无法对中国舰队构成威胁。
至于第三方潜艇，牧浩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没有任何国家敢在这个时候挑衅中国。
别忘了，在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面前，只有中国有能力援助其他国家，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中国的援助。
第二舰队分散行动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七日上午八点过了。
此时，“赤城”号航母战斗群已经经过南贝洛纳礁，进入了珊瑚海。
事实上，日本舰队没有发现侦察机。
当时，大概是凌晨五点左右（南半球是冬季，夜间比较长，大概七点日出），日本舰队保持了无线电静默，没有启动雷达。虽然几艘防空战舰上的被动探测系统在工作，但是都没有发现三十公里外的侦察机。不是被动探测系统的性能不够先进，而是粒子风暴导致电离层紊乱，天空背景干扰非常严重，使得战舰上的被动探测设备的有效探测距离大幅度缩短，而战斗机上的被动探测设备面向大海工作，受到的背景干扰低得多，因此有效探测距离比战舰上的远一些。
更重要的是，侦察机发现日本舰队的时候，已经飞到侦察航线的尽头了。
也就是说，侦察机在发现日本舰队之后，没有继续逼近，而是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飞行了五分钟。
因为没有发现侦察机，所以日本舰队继续北上。
天亮之后，日本战舰关闭了所有电子设备，舰载战斗机也都留在机库里面，以免受粒子风暴影响。
问题是，“赤城”号航母战斗群是径直驶向所罗门群岛。
虽然为了避开国际航线，“赤城”号航母战斗群的航线向东偏了大概一百公里，指向群岛中央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而不是西北的布干维尔岛，也不是东南的马基拉岛，但是这条航线并没经过休恩群岛，更没有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与炮击编队的最短垂直距离在一百公里以上。
显然，这个距离超过了最大目视范围，也超过了被动探测设备的探测范围。
只是，“赤城”号绝对不会去瓜达尔卡纳尔，因为该岛是所罗门群岛中，人口最多的岛屿之一。如果靠近瓜岛，肯定会遇上在附近活动的船只，“赤城”号航母战斗群也会因此暴露行踪。
日本舰队指挥官最重视的就是隐蔽行踪。
即便中国舰队没有在珊瑚海活动，甚至即将到达本土，只要“赤城”号暴露行踪，中国海军就会派另外一支舰队前来拦截。在找到联合舰队之前，干掉“赤城”号，肯定是中国海军的主要目的之一。
对“赤城”号航母战斗群来说，在所罗门群岛暴露行踪，那就真是走投无路了。
为此，在靠近瓜岛之前，“赤城”号航母战斗群必须转向，要么向东北航行，要么向西南航行，从较为开阔的海域穿过所罗门群岛，再转为北上。因为从澳大利亚到东亚地区的国际航道从布干维尔岛与新爱尔兰岛之间通过，所以向西南转向，从马基拉岛东面绕过所罗门群岛是最佳选择。
这条航线稍微长一些，不过在日本舰队指挥官看来，却更加可靠。
显然，他根本不知道，牧浩洋选择的也是这条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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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最后反击
第三十三章最后反击
七月二十七日白天，硫黄岛上的日军发动了决死反击。
当天中午，日军纠集近千名官兵，其中半数是武装起来的非战斗人员，对陆战队控制的机场发起进攻。
战斗打得十分惨烈，陆战队遭受了自登陆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受粒子风暴影响，陆战队不但没有在白天发起进攻，还命令要求在中午的时候，不得露天活动，所有陆战队员都藏在地下掩体内。结果就是，当日军顶着烈日发动反击时，陆战队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日军逼近到两百米左右的时候，才被陆战队发现。
按照之前的方法，陆战队的前线指挥官首先呼叫了火力支援。两分钟内，在硫黄岛附近徘徊的两艘巡洋舰与两艘驱逐舰率先开火，六门大口径电磁炮在第一轮打击中就发射了数百枚炮弹。
炮火打击非常猛烈，但是没能消灭所有日军。
随着日军逼近，炮火支援开始减弱，陆战队官兵不得不在吞下防辐射药物、穿上特制防辐射服之后，来到地表阵地上与日军作战。
所幸的是，经过炮击，日军的反击力量已经大大削弱。
近距离战斗只持续了十多分钟，在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迫击炮、小口径机关炮与手榴弹等轻重火力招呼下，日军在陆战队的防御阵地上留下了数百具尸体，侥幸逃脱的少数日军退回了折钵山。
在这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中，陆战队遭受的损失并不大。
只是，战斗还没结束。
下午两点不到，在陆战队官兵均认为日军已经无力反击的情况下，战斗再次打响，日军以陆战队没有料到的方式发起了进攻。
当时，日军用人力，在三天之内，挖掘了一条从折钵山直通机场的地下坑道
必须承认，日军确实非常顽强。
为了破坏机场，日军在坑道尽头堆积了数吨烈性炸药。
猛烈的爆炸，在地上留下了直径超过两百米、深达二十多米的弹坑，导致附近十多个地下掩体内的上百名陆战队官兵全部阵亡，还震塌了另外二十多处地下掩体，导致近三百名陆战队官兵伤亡。
爆炸发生之后，隐蔽潜伏到阵地附近的两百多名日军发起了冲击。
这个时候，炮火打击已经没有用了。
在双方兵力交错在一起的时候，战舰也不敢轻易开火。
因为战斗发生得非常突然，所以绝大部分陆战队官兵非常仓促的投入了战斗，在冲上地表阵地之前，只有少数服用了抗辐射药物，绝大部分都没有穿戴防辐射服，直接在烈日之下与日军交战。
战斗持续到…半左右，随着最后一名日军被消灭，陆战队官兵才退入地下掩体。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庞跃龙在战斗结束后立即下达命令，禁止任何官兵暴露在地表阵地之上，只有做好防护准备的军医去救治伤员。至于阵地上的官兵遗体，只能等到天黑后再做处理。
在这场战斗中，陆战队阵亡官兵一百八十七人，伤残二百六十五人。
此外，还有近五百名官兵因为在烈日下暴晒超过一个小时而严重灼伤，其中三百多人在两年内病亡。
这是登陆硫黄岛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场战斗。
在此之前，陆战队阵亡数字还不到一百
虽然在战争结束之后，庞跃龙主动承担责任，没有让基层军官受到牵连，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主要责任就在基层军官身上。根据战后调查，在中午的战斗结束之后，大部分基层军官没有保持警惕，而是让退回地下掩体的士兵脱下了防辐射服，部分基层军官还以汇报战况为名离开了指挥岗位。如果当时保持了最高警惕，严格按照战术安排部署防御，比如轮流安排岗哨，日军不可能偷袭得手。如果基层军官都在指挥岗位上，在战斗爆发后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士兵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更不会让这场对付仅有两百名日军的小规模战斗持续一个半小时。
当然，庞跃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比如，在此之前，庞跃龙认为日军退守折钵山，已经丧失了反击能力，所以把陆战队的装甲部队全部放在折钵山附近，部署在机场周围的只有少数自行高射炮，而且这些高射炮的主要任务是轰击折钵山上的日军火力点。如果当时在机场附近有一支装甲部队，哪怕只有几辆坦克，或者是步兵战车，日军的反击就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日军甚至没有勇气发起反击。
要知道，日军手里没有合适的反装甲武器。
即便日军发动反击，在坦克、战车等装甲兵器的支撑下，陆战队官兵也能更加从容的投入战斗。
吃过苦头之后，庞跃龙立即调整了防御部署。
当天下午，他就向机场增派了一个坦克排，把几辆坦克设为固定火力点。
只是，在此之后，日军再也没有发动像样的反击，最多躲在折钵山上，向几公里外的陆战队官兵打冷枪。
当时，日军也没有多少兵力了。
在二十七日下午的战斗结束之后，困守折钵山的日军只剩下了不到两百人，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名伤员。
因为没有抗辐射药物，所以这些日军的处境非常艰难。
说得直接一些，幸存下来的日军，都遭受了严重的粒子辐射，即便陆战队不打过去，再过几天也会完蛋。
根据日军的作战记录，当时半数以上的幸存者身上已经出现了辐射病症状。
陆战队占领折钵山的时候，仅有二十二名日军官兵幸存了下来。虽然他们都被立即送往“孙思邈”号医疗船，得到了及时救治，但是没有一个活到一周之后，全部死于严重的辐射疾病。
当然，这二十二名日军官兵也没有白死。
通过他们，“孙思邈”号上的军医掌握了粒子辐射病后期症状的主要特征，获得了治疗粒子辐射病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开发更高效的抗粒子辐射药物提供了帮助，也为拯救更多人打下了基础。
当然，中**医在这二十二名日军战俘身上做了些什么，根本没人知道。
十多年后，一名在“孙思邈”号上服役，参加过硫黄岛战役的军医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为了获取更多的病理材料，在日军战俘上使用了多种还没有进行过临床实验的药物，并且设法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此后，四具保存得比较完好的战俘遗体被送回国内，供辐射病理学专家解剖分析。
只是，中国官方从未承认，而是宣称海葬了日本战俘。
显然，这是一起丑闻。
只是比起后面发生的事情，这就不算什么了。战后，中国率先开发出能够有效控制粒子辐射病症�